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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中国“知识人”


□ 张文礼

  在诸多话题背后,都隐含着一个最深的关切,那就是作者对“知识人,’的关注

  读余英时《中国情怀》

  特约作者张文礼

  近年来,中国大陆出版了不少余英时先生的著作。《中国情怀》的独特之处,如他在自序中所言,“其中所收都是我个人所感所思之作,与我在一般史学论著中尽量将自己放逐在外的风格,适成鲜明的对照”。

  书中所收文章,少了几分正襟危坐,而有作者的个性蕴涵其中。书中收录的文章,日寸间跨度很大,最早的写于1958年,最晚的写于2009年:话题也很广,文化、历史、儒学、读书、母校、人格、境界,无所不谈。文中观点或有变化,但一位学者的“中国情怀”贯穿全书始终。在诸多话题背后,都隐含着一个最深的关切,那就是作者对“知识人”的关注。因为,文化也好,境界也罢,都离不开“知识人”。

  “知识人”(intellectual),现在一般称作知识分子,在中国古代就是“士”。“士”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着中心地位,他们一方面是文化的传承者,另一方面又是“道”的守护者。在“礼崩乐坏”的时代,统治者需要“士”为混乱的精神世界重建秩序,而“士”也通过与统治者的合作来实现自己的理想与抱负。孔子说士志于道”(《论语·里仁》),为“士”的社会功能做了基本规定:变“天下无道”为“天下有道”,恢复礼乐。所谓“经世”,就是要恢复合理的社会秩序。

  “五四”之后,“学而优则仕”大抵被批判得体无完肤,“但在当时则显然是在发挥孔子‘士志于道’的含义,与曾参所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在精神上是互相补充的”(131页)。由于“士”受过专业的经典教育和训练,他们在政府中担任各方面的领导工作也就顺理成章,“仕”即是“士”的基本职责。但是,这里面也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士”容易成为王权政治的附庸。生死升降大权都掌握在统治者手中,“焚书坑儒”这样沉痛的事情才会出现。“士”作为“道”的守护者,主要是靠其自爱、自重来维护,不像西方有宗教的约束。因此,孟子所谓“有恒产者有恒心”只是一种理想典型以供追模,缺乏普遍意义。

  按照余英时的说法,1905年可谓“士”与“知识分子”的分界点。科举制度废除,令“士”失去通向权力中心的途径,新的知识分子通过新式学校,接受新的知识。与此同时,从“士”到知识分子,意味着知识分子的边缘化。虽然,在“五四”之后的一二十年里,知识分子看起来还处在中心,但不过是落日余晖。“刚刚从士大夫文化中转过身来的知识分子也往往脱不掉‘当今天下,舍我其谁’的气概。梁漱溟先生在1918年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吾曹不出如苍生何!’这是典型的士大夫心态”(198页)。这总有些悲壮的意味,但不少知识分子已经改变了此种心态。

  精神独立与思想自由成为新的追求,在这个意义上,怎样评价“五四”都不过允,胡适说:“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该研究,但是只可认作一些假设的见解,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只可认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启发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三论问题与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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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中国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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