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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美与共


□ 丁元竹

  春节回乡探望父老,途中继续阅读美国经济学家玛丽卢·赫特·麦卡蒂的《非凡的经济智慧——四十四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卓越贡献》(简称《非凡的经济智慧》)。这本书我读得比较仔细,虽然它写的是经济学家的思想,却跨越了很多的领域。
  进入山东,先到鲁南,后到胶东,访亲走友,聚会同学。途中倾听黎民百姓对民生的关注,感受经济走势,领悟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思想,梳理了很多前一时期在北京不曾考虑的问题。
  应对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很多人都借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时期罗斯福政府的经验。也有人把这场危机在中国的表现与当年美国的境况相提并论。在《非凡的经济智慧》中,作者写道:“‘任何事情的发生似乎都与机构制度框架无关,而是伴随着历史情境及其特定的愿望,人们也似乎是机械化地以同样的方式对相同复杂的系列事件做出反应。这意味着当前的我们取决于过去,以以往我们的过去为条件。’这是一个深刻的结论,它表明完全理解人们在以往对经济情形做出的反应可以帮助我们在将来有效地处理类似的情况。”(186—187页)历史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一直受益于历史和历史学家提供的经验。不过,如果人类仅仅依靠历史经验来面对未来,社会就不会有进步。因此,在借鉴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另辟新径。
  我一直有个问题: 我们面对的这场金融危机及其造成的后果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那场经济大萧条是否完全一样?在与老家两位农村亲戚的交谈中给了我启发。
  在鲁南的日照市,一位来自农村的亲戚告诉我,二○○九年市场上的花生米降价了,由4.05元一斤降到2.10元一斤,因为不能出口,花生米过剩。由于出口受阻,农民自去年开始大量宰杀饲养的各种家禽,以及狐狸等。几年前一片兴旺的农村养殖业出现萧条,大量的养殖场闲置。一位在农村企业当董事长的亲戚曾经告诉我,他的企业产品销售到国内的部分一点问题也没有,而且随着国家投资计划的实施,还会进一步扩大,但是出口部分全部停产。农民无副业不富,农村无工业不强。这个问题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我的导师费孝通教授在《江村经济》中已经反复强调过。
  费孝通教授写《江村经济》的时候,正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世界经济大萧条时期,他在书中曾描述了国际市场对当时我国农村的冲击。“在这个村里,当前经济萧条的直接原因是家庭手工业的衰落。经济萧条并非由于产品的质量低劣或数量下降。如果农民生产同等品质和同样数量的蚕丝,他们却不能从市场得到同过去等量的钱币。萧条的原因在于乡村工业和世界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江村经济》,费孝通著,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200页)学者樊英对此有更进一步的说明:“在过去的一年(即一九三一年——笔者注),我国人口激增,出口激减,在市场上各方面都感到外货的倾销之苦。比如洋粉、洋瓷、洋火等等倾销,使我国这些微弱的民族工业部门都渐次破产衰落;洋米之倾销,使南方稍微可观的一点丰收,米价惨跌至无可跌的地步。”(樊英:《中国经济现状的鸟瞰》,《东方杂志》卷30,4号。一九三四年,《东方杂志》,卷30,4号,上海,商务印书馆)
  与时下这场全球金融危机不同,当时我国面临的是外货倾销之挑战,这次是我国的出口产品遭到国际需求市场紧缩之挑战。进一步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农村遭受的国际市场和先进技术的冲击,以至于农村手工业破产。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一九三一年费孝通的姐姐费达生所写的《我们在乡村建设中的经验》中看到,“要建设中国农村,势必因用新式生产方法,应用机械”。“但是技术是不够的”、“单靠技术的改造就不足,而一定须有一适当的社会制度”。“从副业入手,非但是增加农村收入的良法,亦是使用机械的平坦大道。”(费达生:《我们在乡村建设中的经验》,《独立评论》,一九三三年,第73号)依靠国内市场的农村服务和农村工业可以提高农民的收入,当时的问题是如何提高农民的技术,以增强他们与国际大机器的竞争能力。费达生的工作实际上是二十世纪初期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一部分。与上次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不同,这次的问题不在国内市场,而在国际市场,不在于技术的竞争力,而在于国际市场的萎缩。
  这些使我想到去年夏天在浙江省调研时看到的情形。浙江是出口大省,尽管出口本身对浙江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速拉动不大,但产品出口在带动投资、拉动消费增长方面发挥重要的外部“引力”作用。由于出口大幅下滑,浙江省消费和投资增长的稳定性受到影响,进而影响到浙江全省经济的稳定运行。二○○七年底以来,浙江出口企业经营状况大都不理想,出口增幅回落,尤其是那些劳动力密集、出口比重较大的企业,诸如纺织、服装企业的总产值增幅均较低。浙江对美国和日本等主要出口国的出口增长速度明显放慢。
  讨论经济问题不能离开全球经济体系。按照托马斯·弗雷德曼的说法,全球化经历了三个阶段,最早的全球化从一八○○年至一九二○年,是一个有限的全球化,无论是贸易还是资本流动的规模都非常小。全球化的第二个阶段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冷战”结束之间。一九八九年至今的全球化把世界变成一个单一的市场和地球村。全球化不单是一个发展趋势,更是一个国际体系,当前这个国际体系已经替代了冷战时期的国际体系,拥有自己的规则和逻辑,直接或间接影响了每个国家的政治、环境、地缘政治和经济(Thomas L. Friedman,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Farrar,Straus and Giroux,LLC.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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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9年第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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