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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川幕府在信牌事件中的反应:正德新例再解读


□ 王来特

王来特

  所谓“正德新例”,是日本正德五年(1715)由新井白石提案,并由德川幕府颁布的对外贸易条规,正式名称为《海舶互市新例》(以下简称新例),主要内容是缩减当时日本唯一直接对清贸易港口长崎的贸易额度,限制贵金属的输出。新例规定:日本每年与唐船(即中国商船)交易用的铜上限为300万斤;每年人港交易的唐船数量限定为30艘,贸易额上限为白银6000贯(1贯约等于3. 75公斤);向来航的唐船发放信牌,没有信牌的船只不得进行交易。新例的信牌制度引发了清政府的反应,围绕中国商人是否接受日本信牌的问题,清朝官员曾产生颇为激烈的争论,最终康熙皇帝默许了日方的信牌。日本制定正德新例的目的及其实施方式,特别是其中所体现的德川幕府对外交涉的思想意识,则成为中日两国史学界长期讨论的话题,至今仍有继续探究的必要。

  一、先行研究的回顾与问题的提起

  在日本的通史、概论类著述里,新例的制定主要被视为德川幕府解决国内财政问题的举措。不过,相关的专题研究大都提到由此引起的对外政治交涉问题。栗田元次在论述新例的意义时,将其与中国的朝贡体系联系起来,认为信牌制度在性质上相当于明朝对足利幕府实施的勘合制度,但把中日的位置做了颠倒性改变,即正德新例在形式上将中国摆在了类似于入贡国的位置。宫崎道生更为明确地指出正德新例所包含的对外交涉的政治意义,并给予高度肯定,认为这一贸易方针避免了足利幕府的“丑态”在德川时代重演,使日本国威免于受损。

  笔者认为,栗田和官崎强调日本“国威”的研究立场很不足取,但道出了德川幕府制定并实施新例的政治用心。不过,他们没有注意也没有回答这样的问题:在信牌引起中国方面的反弹后,为何幕府又努力对其进行“非政治性”的解释?与以上二说不同,岩井茂树认为,新例本是由幕府指示实施的法令,同时又通过负责翻译工作的通事的翻译转换,将之伪装成了非官方行为。岩井指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但他只说出了事实的一部分,尚未深入考察幕府把官方行为伪装为非官方行为的具体过程及其实际效果,也没有顾及此一时期幕府仍然在国内张扬新例的政治意义。

  在国内的相关研究中,易惠莉从清朝一方考察信牌事件,并指出信牌具有经济和政治的双重属性,且康熙在处理事件时故意淡化了其中的政治意义。孟晓旭从日本方面考察该事件,认为新井白石出于对“日本国体”的考虑,利用政治色彩推行新例,而康熙对信牌的默许则使中国在双方贸易中的地位下降。然而以上研究对日本方面推行新例的具体方式及贸易中断后幕府所采取的对应行动尚缺乏考察,难以由此了解德川幕府对清交涉的具体策略和整体模式。

  笔者认为,应该在当时日本国内财政政策和对外交涉原则相互交错的脉络上考察正德新例及信牌制度。惟其如此,才能充分揭示其属性特点和多重意义,解释德川幕府将新例伪装为非官方行为的动因及其实际效果。本文将从这样的视角考察新例的制定和实行过程,检视信牌引发对外交涉的政治事件后,日本官方及私人文书中新例的决策者在不同场合的解说,进而分析幕府在对外交涉中所依据的思想意识及其采用的具体运作方式。鉴于正德新例所确立的基本贸易方式被幕府一直沿用至幕末,笔者也希望通过本文的分析,从一个侧面解明德川幕府由此构建起来的对清交涉模式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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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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