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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没有更好的


□ 吴冠平

  受访:王分
  访问:吴冠平
  作为一个创作者,我不愿意去思考这些,我甚至不愿意去提问。比如,生活没有更好的,都是因为提问而明确的。我脑子里很明确,但我并不希望通过语言来总结,如果能总结,我就不拍电影了。为什么要总结呢?因为我们需要去和人交流。对于创作来说,很多东西是模糊的,不能特别理性地去概括,哪怕是我对生活的一些观念,天机不可泄露。我不会去问,不会去找结果。现在我们可以聊一聊、说一说,但对我当时的创作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吴:你在这部片子之前是不是用DV 拍过几个纪录片?
  王:对。
  吴:应该看看你的纪录片。故事片受体制的限制很多,里面有你的东西,也有别人的东
  西,纪录片应该更个人化一些,都是你的东西。
  王: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充斥着影响,不必排斥它。因为在受影响的情况下,你会做出什么反应,也是你的能力。
  吴:你心态很好,不知道以前就这样,还是做了这个片子之后变成这样了?
  王:我是那种做一件事时,很着急,很急切,但做完就放下,我很怕逗留。
  吴:今天的采访可是要把你拉到以前。我很喜欢这部片子,在你这部影片中,可以看到许多中国电影中少见的东西,比如说心理现实。我不知道这些东西是你在写剧本的时候就明确了的,还是在剪辑台上,或者在拍摄的时候找到的?
  王:肯定是拍之前,我不是完全理想主义的那种人。换句话说,我是比较客观主义。这种情况会出现两种状态,如果是在环境比较好的情况下,我可能会变成一个比较客观的宽容主义者;但是在环境比较对立,让我紧张的情况下,我会变成冷酷的现实主义者。所以不是特别有安全感的事,我都会尽全力去做,去准备,不可能是在剪辑台上清晰的,我不是那样的人。我剧本做得细的就跟拍成了似的。剪接的时候,有些创作,剪辑老师会给我一个参考,有时候觉得很好,有时候觉得不好,那再换一种方法,基本上还是很自由的。我唯一受到限制的就是片子的结尾,箱子再一次漂过来,这是制片人定的。我的结尾是,大上打开花房的门,结束在他的背影上,我是喜欢感情延长一点,不太希望把结构弄得完整。其他地方都是自由创作。
  吴:结尾像个玩笑,好像没有什么意义。
  王:我认为它不应该是个玩笑,但加了这个结尾就像玩笑。我喜欢他打开门,一个背影就够了,这个片子的结尾应该呈现生活的面貌。但如果又进入一个循环,我觉得多余了,但制片人有制片人的考虑吧,我会尊重他们的意见。
  吴:制片人为什么选择你,是因为看了你的纪录片吗?
  王:没有。我的制片人在一个完全看不见摸不着的情况下选择了我,这像个奇迹一样。罗拉是这样的人,她凭直觉做事。我们俩是几年前在一个饭局上认识的。当时一个中央电视台的制片人,不知道什么原因,讽刺我的纪录片,但并不是讽刺我的能力。他认为我是获得利益的人,他的措词特别情绪化,但我基本上是一笑了之,比较轻视那种。后来罗拉说,她是在那次对我留下特别深的印象。她说这个女孩这么大度,对这些事这么无所谓,肯定是有能力做创作的人。所以一有机会,她就叫我去谈。我一下就谈了五个故事,我前些年啥也没做,就写了些故事,当时选了一个,虽然最后拍的不是那个。罗拉会凭她相信的事去做,这样的人会创造奇迹,能很快把想象变为现实,罗拉有这样一种勇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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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电影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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