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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俊先生不要忽悠读者了


□ 游 侠

  我对励俊先生不熟,据说励公在文坛声誉不错。但看了公开信一文,觉得此公的文品亦是徒有虚名。对于励文,真可用其对沈文中的评述来评述:“在资料方面的贫乏,引用材料的随意,引证过程中的移花接木,让人感到错愕和失望;这样的文风如不及时纠正,恐怕将来流毒匪浅。”为何如此评述,请听我析来:励文中关于黄裳议购赎买《纫秋山馆行箧藏书》一节中引用了《吹剑录》、《天顺日录辨诬》两篇书跋,并讲:“这两段书跋是‘黄裳对《纫秋山馆行箧藏书》如是说’最早和最直接的版本。……以沈先生对黄裳资料掌握之全,何以对此视而不见,这是个疑问。”首先请问“最早和最直接的版本”是否就是最正确的?此“借款买书”一事是否只能依黄裳所说为正?况且“最早和最直接的版本”一说也值得商榷。此二跋从发表的内容来看,写于1949年,确属“最早”。但这里是否有黄裳“醉后漫书”之情,在《吹剑录》的跋中第一句“去岁冬”我认为就有不实之嫌(下文中将对此论述)。从公开发表的时间来讲“最早和最直接的版本”应该是1994年10月出版的《春夜随笔》中黄裳与刘绪源对谈录中的一节(见《春夜随笔》第83页)。此一说沈文和励文均“视而未见”,不知是否又是“疑问”。其次,请问这是个什么“疑问”?看了沈文,很清楚沈文要讲清的是“黄裳以‘抢救’、‘保存’郑振铎先生《纫秋山馆行箧藏书》为名向沈借钱,实为购买宋版书一事。”沈的“四说”中黄裳均说到向他人借款或向某人借款的事,而励文中引用的二说黄裳却没有讲到借款一事。故沈文用不用此二说无妨大碍,更没有什么疑问,倒是励公用如此文法,有“忽悠”读者之疑。
  励文中有一节专讲了“沈文在汇兑‘金圆券’问题上也有硬伤”。文中引用了《上海地方志》、《青岛地方志》等多个证据,以此来证明沈的谎言。这里励又在“忽悠”读者了。首先励文中认定此事发生在1948年底是其“毫无着落、对史实具有的硬伤”。励文中讲“《读书》2004年第5期刊出黄裳的书跋,其中两则是关于这段历史的早期记载。时间、金额都有明确记载”。这里的时间,即书跋中的“去岁冬”,按其记录日期确实应该是1948年底。但如果仔细推敲一下,与事实相差很大。取看沈文中引用的郑振铎之子郑尔康的《郑振铎传》中所说“1949年初,解放大军解放了天津、北平后……一天,党派了陈白尘同志来郑振铎家,动员他去解放区……后来,他只得卖掉了心爱的藏书……2月15日一早,他带着女儿小箴……扬帆远航了。”以上所说,可确定郑振铎先生卖书的时间最早也只能是在“1949年初,北京解放后”的“一天”的“后来”,所以“‘去岁冬’的1948年底”之说应该是虚假的。而在黄裳的几说中对该事的时间除了“去岁冬”还有解放前、解放前夕几说。励文以黄裳的一说来定论是“引用材料的随意”,是极不负责的,是对史实的“硬伤”,这是其一。其二,励文中引用了有关金圆券的多个数据和较大篇幅,煞有介事证明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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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山西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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