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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过问政治?


□ 王玄玮

  去年底,泰国发生的宪政危机引起了世界的关注。据《环球时报》报道:二○○八年十二月二日,泰国宪法法院就二○○七年十二月“议会选举舞弊案”做出判决,宣布解散执政联盟中的三党——人民力量党、泰国党和中庸民主党,上述政党的执行委员五年内禁止参政。宪法法院的这一判决使泰国总理颂猜·翁沙瓦失去继续担任总理的资格,颂猜政府宣告结束。这已经是泰国宪法法院在三个月内判决解散的第二个政府,二○○八年九月九日,泰国宪法法院曾经判决沙马在出任泰国总理后为电视台主持烹饪节目违反宪法,沙马及其内阁全体辞职。
  看得出,泰国宪法法院对政治问题的介入很深,深到足以让人惊讶的程度。一个亚洲邻邦的司法机构竟然如此强势,大笔一挥,可以让一个个政府下台。
  作为一名法律人,笔者自然乐见司法昭示权威。不过司法究竟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过问政治?而在有的国家,司法机构已经将触角伸进政治的传统领地,大有取代议会(人民)来对政治问题进行裁判的趋势。这对于现代民主社会来说,究竟是不是一个福音,则大可斟酌。
  谈到司法和政治问题的关系,源头还得从美国宪法说起。
  从宪法规定上看,美国联邦法院的司法管辖权是相当广泛的。美国宪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司法权的适用范围,应包括在本宪法、合众国法律和合众国已订的及将订的条约之下发生的一切涉及普通法及衡平法的案件,一切有关大使、公使及领事的案件,一切有关海上裁判权的案件及海事裁判权的案件;合众国为当事一方的诉讼,州与州之间的诉讼,州与另一州的公民之间的诉讼,一州公民与另一州公民之间的诉讼,同州公民之间为不同之州所让与之土地而争执的诉讼,以及一州或其公民与外国政府、公民或其国民之间的诉讼。”条文字面上,联邦法院的司法管辖权相当宽泛,几乎没有什么明显的限制,仅纯属一州之内的案件与争议除外。
  不过实际上,法院并未行使宪法条文赋予的如此宽泛的管辖权。如同麦克洛斯基所言:“最高法院以所提出的问题不适于司法裁定为由,有意而且持续不断地回避宪法规定中的很多内容。”(罗伯特·麦克洛斯基:《美国最高法院》,任东来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二○○五年版,14页)在实践中,能够进入法院进行诉讼的案件一般要具备以下几个条件:必须是宪法第三条规定的“案件或者争议”(cases or controversies);原告必须具备诉讼资格;案件必须是“成熟的”(ripe);案件不能“已经失去实际意义”;案件不能构成“政治问题”。前四项条件笔者在此不予赘述,而最后一项条件则和本文的主题密切相关。“政治问题”(political question)这一概念最早见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一八○三年划时代的案例——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在该案的判决书中,首席大法官马歇尔提出:本质上为政治性的问题,或依宪法或法律应交由行政部门决定的问题,不能由法院代为决定。他举的例子,如总统指挥其所任命官员的决定,只要属于其裁量范围,即属政治问题,法院不能加以审查。
  首次运用“政治问题”理论作为判决理由的案件是一八四九年的Luther v. Borden一案。在该案中,罗德岛州一些被剥夺公权的州民,因不满当时州政府的许多政策,遂不顾州政府的反对,自行成立新政府,颁布了新宪法。美国总统应原州政府之请求出兵镇压,所逮捕的新政府公职人员在司法程序中,主张原政府并非联邦宪法所保障的共和政体,故不合宪。联邦最高法院认为,何为宪法第四条所称的共和政体(republic form of government),是一项政治问题,不应由司法加以决定。在此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第一次提出了“政治问题不审查”的原则。此后,联邦最高法院曾多次以政治问题为由拒绝对某些案件进行审理。例如,一九一二年联邦最高法院在Pacific States Tel. & Tel. Co v. Oregon一案中就以政治问题为由拒绝认定俄勒冈州公民创制的一项税法是否违反宪法所规定的共和政体保障条款。在一九三九年的Coleman v. Miller一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判决认为,批准宪法修正案的“合理时间”究竟为何,各州议会的批准行为是否有效,均属政治问题,应由国会决定。
  虽然“政治问题不审查”的原则已经提出,但到底哪些案件和争议属于“政治问题”并不容易进行认定。毕竟,宪法性案件或多或少都带有一定的政治性,如果将凡是带有政治性的案件都拒之门外,那么违宪审查机构恐怕就可以关门了。一九六二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贝克诉卡尔一案中提出了可能被认定为“政治问题”的六种情形,即:(一)宪法条文明确规定交由与法院有同等政治地位的政府其他分支进行处理的问题;(二)缺乏明确的、可操作的司法标准的问题;(三)必须先经过“非司法的裁量”的政策决定,法院才能做判断的问题;(四)如果法院独立加以判断,会造成对其他同等机关不尊重的问题;(五)情况特殊,有必要无保留地支持已经做出的政治决定的问题;(六)法院和政府其他分支会做出不同的决定,有引发难堪之虞的问题。在本案中,最高法院同时也一再声明,并非凡是带有政治性质的案件都属于“政治问题”,只有那些不具备“可司法性”(justiciability)的政治争议,法院才不予以审查。不过接下来的问题是,不具备“可司法性”的政治争议标准为何?这在贝克诉卡尔一案所列举的六种情形中并不能找到共性。 后来一直有学者试图为这个问题找到答案,例如毕克尔就提出,缺乏“可司法性”的政治争议标准如下: 司法缺乏可资判断的标准予以解决的问题; 司法缺乏足够能力予以解决的问题; 司法裁判可能不为政府部门遵从的问题;司法并非民意机构以致缺乏民意基础提供解决途径的问题。(Alexander M. Bickel: The Least Dangerous Branch,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6, 184页)凡是具备这些因素之一的政治争议,都不应该由司法加以决定。在此后的联邦最高法院的违宪审查实践中,通常将涉及对外关系、军事组织、敌对状态持续期间、政府民主政治运作形式、宪法修改程序、国会议员资格、国内政党纷争以及参政权或政府统治权分配的事务,归为政治问题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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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9年第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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