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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来香港一百年(之三)


□ 长 江

晚来香港一百年(之三)
长 江

长江 女,蒙古族,1958年生于北京。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长年任报刊、电视一线记者。文学博士。1985年开始报告文学写作,作品亦曾多次获国家级奖项,较有影响的作品有《走出古老的寓言》《天歌》《山野斯人》《中方雇员》《矿难如麻》《你,澳抗阳性吗?》《对面坐着马向东》等。目前供职于中央电视台香港记者站。

写了半天香港,文章也发出了几十篇,扔到朋友的圈儿里想赚点“喝彩”,没想到朋友看后却很不客气:“啥玩艺儿呀你写的那些文章?只顾自己痛快,对读者也太不负责了!”
我傻子一样,委屈都顾不上:“怎么就不负责了?读者难道想看的不就是这些过去没人细说的新鲜事儿?”
“屁,内地的读者,你写的得和他们有点关系!”
“什么关系?”
“吃喝拉撒,柴米油盐。香港那地方老百姓一般都怎么生活——怎么走路、怎么住房、白天马路上堵不堵车?司机无责任撞死了人是不是白撞?手机收费贵不贵?小孩子上学要不要累死家长?人生了病得花多少钱去看医生?穷人的日子有多穷、富人的日子有多富?穷人富人两极分化了彼此会不会干仗?还有,香港那个社会不是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嘛,人家那里的官员有没有贪污腐败?商家敢不敢掺杂使假?高收入的人群会不会偷税漏税?此外,‘红灯区’究竟在哪儿?赌博业是不是高度发达?……”
哦,我听了半天,明白了,原来自己眼光太各色。如此说来我的文章还真是有点“不负责任”。但是要“负责任”怎么负?衣食住行这好说,东打听西打听,到处走走看看,最后总能了解到个八九不离十。可是我没孩子在香港上学呀,生了病还是继续享受着在内地时的医疗保障,一些更特别的地方比如“红灯区”,我怎么去啊?又不是大男人,“走马观花”地到店里随便一逛,还不让人生疑?
不过为了给朋友一个起码的“负责任”的态度,接下来的日子,香港的四面八方,犄角旮旯,我就拼命地往里头钻——
“叮当车”带来了多久的风?
基本上把生活在香港安顿了下来,走进寻常,该采访时采访,该吃喝时吃喝,除此以外,要想让自己的日子过得有点“目的”,随心所欲地走进这个社会的很多角落,我感觉首先要学会“行”,“行”中自然包括坐车,也包括懂得该去、怎么去什么地方。
“坐车”也要学?有些人的不屑(比如我那些不客气的朋友)也许就会甩过来。
对,香港这座城市,人们会不会开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会不会利用公共交通。这一点可不像内地人想象的那样:香港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人人外出都会开着自己漂亮的小轿车。否。挺高级的公司职员上班,每天穿着西服在街边排队等公车,稀松平常。
香港的公共交通高度发达,但是出租汽车收费却奇贵,内地人如果在此常驻,不会利用公交系统,长年累月的可想而知,真是“破费”不起。我之所以要说“行”在香港也要学习,这里不是有意埋汰香港人,指责他们很多年前就把自己的城市交通设计得暗藏狡猾,但是香港的“大巴”、“小巴”多如蚯蚓,站牌却又高又小,车站的名称更是仿佛要难为外来人,汉字不仅小得像手指甲盖儿一样大,而且到站的车辆如果看到没人招手上车,这一站又正好没人按铃下车,就不停,车上也一律不设售票员。因此最开始我在香港外出,想坐巴士省点钱,问我先生到某某地方应该第几站下呀?先生哭笑不得:“怎么说呢,谁知道你坐的那趟巴士哪站停,哪站不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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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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