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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创新


□ 王 继 郭 林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理论上的成熟时期。这一时期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继而在民族理论方面,对于中华民族、中国民族关系、民族自决权和回族等问题有了新的思想认识、理论突破和创新发展。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逐渐形成了由多民族结合而成论,平等团结统一建国论,民族区域自治论,回回民族问题论等内容构成的具有中国特点的民族理论体系。这无论在当时为改善国内民族关系,促进团结抗日,正确处理中国民族问题,还是为新中国成立后党在全面执政条件下正确解决国内民族问题,都无疑奠定了良好的思想理论基础,找到了正确的现实途径。
  关键词;延安时期 民族理论 民族关系 民族自决权 理论创新
  作者王继,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地址:西安市,邮编710062。郭林,女,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地址;西安市,邮编710065。
  
  延安时期是指1935年10月至1948年3月,中共中央到达陕北以后在延安领导和指挥中国革命的13年。这个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间最长的时期,也是党在思想理论上的成熟时期。在这个时期,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逐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其中,党关于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思想理论是它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毛泽东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重要著作和《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等重要历史文献为代表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并通过在陕甘宁边区等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实践,得到创新发展。这一时期逐渐形成了多民族结合而成论,平等团结统一建国论,民族区域自治论,回回民族问题论等具有中国特点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从而为改善国内民族关系,促进团结抗日,正确处理国内民族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找到了正确途径,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些成果为新中国成立后,党正确解决全面执政条件下的民族问题,打下了良好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关于延安时期党的民族理论研究,国内理论界在改革开放后逐步展开。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历史研究领域。如,对这个时期民族政策的贯彻落实和民族工作的考察,对个别重要文献的分析和历史资料的整理出版等方面,真正涉及理论研究的成果还不多。本文在历史研究和文献分析的基础上,着重从党对中华民族的新认识、对中国民族关系的新认识、对民族自决权的新认识和对回族问题的新认识等四个方面,归纳总结延安时期党在民族理论上的创新发展之处,以期深化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研究。
  
  一、多民族结合而成论——关于中华民族的新认识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在有关重要文献中,以“中华民族”作为中国各民族整体的称谓,最早见于1922年7月形成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言》在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第二条中指出:“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这里的“中华民族”显然指的是整体民族概念。虽然早期党的许多文献中也有以“中国民族”作为整体称谓的,如由中国共产党参与和帮助起草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关于民族主义两方面意义的阐述,即是如此。但“九·一八”事变以后,“彻底争得中华民族真正的独立与解放”成为党开展民族革命运动的中心口号,“中华民族”成为党对中国民族的整体称谓。
  那么中国的民族结构是什么样的?又如何从总体上认识中华民族及其特点?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还是由单一汉族建立的国家?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在抗日战争新形势下,党的民族工作方针应该是什么?党对这些问题的系统性、权威性表述,始于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和1939年12月毛泽东等撰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党中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和学习任务。按照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重新确立了民族工作的总方针、总政策和总任务,这成为党结合中国实际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转折点。因为当时除了日本帝国主义大肆对我国进行民族分裂活动,国民党蒋介石政权不承认中国有民族差别,实行了错误的民族政策外,在共产党内也存在着不从中国实际出发,生搬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做法和大汉族主义思想。张国焘“以大汉族主义去对待弱小民族”,“在少数民族问题上以大汉族主义代替了列宁主义的民族政策”。
  为调整党的民族政策,统一全党对国内民族问题的认识,六届六中全会上,党认真检查和讨论了党的民族政策,确定了新的民族工作方针,将“团结中华各民族(汉、满、蒙、回、藏、苗、瑶、夷、番等)为统一的力量,共同抗日图存”写进政治决议案,作为抗日战争阶段民族工作的总任务。毛泽东在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对此任务和各方面的民族政策做了详细阐述。他说:“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是国内各个党派各个阶级的,而且是国内各个民族的。针对着敌人已经进行并还将加紧进行分裂我国内各少数民族的诡计,当前的第十三个任务,就在于团结各民族为一体,共同对付日寇。为此目的,必须注意下述各点:第一,允许蒙、回、藏、苗、瑶、夷、番各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对日原则之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第二,各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的地方,当地政府须设置由当地少数民族的人员组成的委员会,作为省县政府的一部门,管理和他们有关事务,调节各族间的关系,在省县政府委员中应有他们的位置。第三,尊重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宗教、习惯,不但不应强迫他们学汉文汉语,而且应赞助他们发展用各族自己言语文字的文化教育。第四,纠正存在着的大汉族主义,提倡汉人用平等态度和各族接触,使日益亲善密切起来,同时禁止任何对他们带侮辱性与轻视性的言语,文字,与行动。上述政策,一方面,各少数民族应自己团结起来争取实现,一方面应由政府自动实施,才能彻底改善国内各族的相互关系,真正达到团结对外之目的,怀柔羁縻的老办法是行不通了的。”六届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和毛泽东的报告,明确了几个很关键的概念,其中明确指出中华民族包括国内的各少数民族,中华民族是整体的民族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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