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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鲜活人物,记简约史事对《史记.刺客列传》与《资治通鉴》中人物记叙的对比


□ 蹇玉青

  以古为镜,以史鉴今。不论是司马迁的《史记》,还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他们站在各自的时代中回望过去,我们则在他们的记叙中审视历史。那一段段曾真实发生过,却又因人事变迁而渐趋模糊的背影;那一个个曾是鲜活的生命塑造的历史真实,随斗转星移而逐渐在人们的内心激不起一点涟漪。
  在《史记·刺客列传》中主要有五个身影,而后三个人物却用自己生命的结束,来为这充满悲剧意味的结局画上最后的一笔。他们可能是文人眼中的暴徒,忠君之士眼中的叛逆;但他们忠于自己的选择,并为之牺牲也在所不惜。豫让、聂政、荆轲在《史记》和《资治通鉴》中都有提及,但出于作者不同的修史目的,所表达出的含义各异。在前者的描述中,他们是鲜活的个体,对其身份家世的浓墨重彩,更加突出人物悲剧命运背后的反思;而在后者的记叙中,他们如过客般的身影被瞬间画面所记载,表现出的只是简约的历史回忆。不同的文本,给我们的感受各异;通过文本背后的差异,努力去认清历史的真实,感受不同作家所要表达出的含义。
  
  一、士为知己死的勇气
  
  按《资治通鉴》记载豫让出场是公元403年,即晋国王权衰微,士卿争权的年代。他曾“事范氏及中行氏,而无所知名。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宠之。”在晋国争权夺利的斗争中,豫让只是智氏的众门客之一。面对朝权的风云变化,智氏的骄傲和霸权,以及最终被赵、韩、魏三家所瓜分的历史结局,他都回天无力。只是因为“赵襄子漆智伯之头,以为饮器”,所以他认定赵氏为仇家,要杀赵氏为智伯报仇。比起后来的聂政和荆轲,他的决定完全出于自己;没有人收买或雇佣他去作什么,他完全可以逃生或是投靠他人以求立足之地。然而他选择了刺杀式的报仇,让自己的生命之旅充满了悲剧。他的两次行刺,不论是“诈为刑人”,还是“漆身为癞,吞炭为哑。行乞于市,其妻不识也。”[2]想以此为机接近赵襄子完成复仇之计,但都因意外而告终,最后以自己的鲜血来告慰智氏。比较两司马的文本,《资治通鉴》简约而《史记》详细,其主体故事相同但细节处略有差异。
  一是《资治通鉴》中只说“智伯之臣豫让”,突出豫让对智伯的忠心。而在《史记》中,以赵襄子之口问豫让“子不尝事范,中行氏乎?智伯尽灭之,而子不为报仇,而反委质臣于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独何以为之报仇之深也?”豫让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这就引出了“士为知己死,女为悦己者容”的知恩图报主题。正是由于智伯对豫让独特的礼遇,让豫让感受到自己曾经的价值;因而在智伯死后,就算没有任何人的劝说,豫让也会为了这份知遇之恩而图报之。
  二是赵襄子被豫让这种契而不舍的精神所感动,同意豫让临死前的最后的要求,“愿请君之衣而击之焉,以致报仇之意,则虽死而不恨。”襄子让人拿自己的衣服给豫让,“豫让拔剑三跃而击之,曰“吾可以下报智伯矣!”遂伏剑自杀。”司马迁给出了豫让临死前一系列精彩的表演,使得豫让的行为在死时达到了情感的最高点,刻画出感人而惊心的一幕。为追求心中的忠义而自杀,人生品格的高度升华。而在《资治通鉴》中,只有一句话,即“襄子至桥,马惊;索之,得豫让,遂杀之。”简单明了,却又缺少一定的人物刻画。只记叙了豫让的行为,却未有情感的表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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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新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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