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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述五四与“当代文学”的合法性论证考察


□ 徐 刚 王又平

  摘要:本文以“重述五四”为历史线索,探讨“当代文学”的合法性论证这一重大问题,从而为四十年代文学的转折,以及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起源做出解释。全文通过分析不同时期,尤其是“延安”对“五四”的阐释,揭示文学转折中意识形态背景对文学发展,文学史叙述的重要影响。“重述五四”指二十世纪三十末到四十年代,即延安文学时期到新中国,毛泽东及其主流批评家对“五四”所做的不同于此前五四一代人的叙述和评价。“延安”对“五四”的重述使“当代文学”的“传统”得以“发明”,这构成了即将到来的新的人民的文艺(即“当代文学”)合法性论证的基础。文章认为“五四”这一“伟大的传统”对“当代文学”构成了一种“影响的焦虑”,基于对这种“焦虑”的克服,“延安”不得不对“五四”进行有意识的“误读”、“贬低”,从而树立自己的伟大形象。
  关键词:“当代文学”合法性 五四运动
  
  关于“合法性”,《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这样写到:“任何一种人类社会的复杂形态都面临一个合法性的问题,即该秩序是否和为什么应该获得其成员的忠诚的问题。”像政治学中大多数关键概念一样,“合法性”指出的是一个真正的“非学术性难题”,这缘于它“所突出的问题会影响到权力和权威的基础,以及由掌权者或掌权者的代表所提供的正当性证明”。①在现代民主社会,依赖强权政治取得合法性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统治阶层越来越倾向用意识形态的“软化”策略来争取社会的广泛认同,阿尔都赛的“询唤”,葛兰西的“文化霸权”,哈贝马斯的“商谈”,都是沿此思路展开的。在哈贝马斯看来,“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即既定政治秩序的合法律性,只有从一种具有道德内容的程序合理性出发才能取得,这种程序合理性就是他所说的主体间的“商谈”。按此设想,他希望在“民众政治意志”与“统治者统治理念”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并在这一自由、开放、平等的“交往共同体”中展开“政治辩论”,最终通过特定的“民主商谈程序”将整合后的“民意”上升为政治合法性的规范来源。②
  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中,“当代文学”③的历史是因1949年共和国的成立而获得意义的。然而,作为一个“断裂”的文学史形态,“当代文学”(被认为是“新的人民的文艺”)的合法性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尤其是这一问题在其“预设”之初便被设想为意识形态的整合工具,而与巩固新的人民政权,建构现代民族国家这一现代性目标紧密相连。简而言之,“当代文学”的合法性论证就是如何使“当代文学”(包括其早期形态的“工农兵文学”)得到广大知识分子认同的问题。好在这一必不可少的“历史化”过程早在新的人民政权成立之前便已充分展开,这足以保证“当代文学”并非只是借助政治事件的强制权威而取得广泛社会认同。乃至在此后相当一段时间内,这一话语方式演变为一种知识形态而获得普遍的接受和认可,并在文学史的知识框架中被书写,生产,传播和繁衍,伴随其经典化的过程,在意识形态的“整合”之中扮演重要角色。由此,本文将深入“当代文学”其中,探讨其自我表述和建构的问题,从其自身历史传统的建构中发掘其合法性论证的线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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