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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之中的文化投影


□ 古 耜

散文之中的文化投影
古 耜

显然同余秋雨《文化苦旅》的巨大影响有关,近几年来,“文化散文”的概念频频出现。对此,有的作家和学者颇不以为然,他们从常识和逻辑的层面提出了诘难:“文化散文”的概念如果可以成立,那就意味着世间还有一种没有文化的散文。然而事实上,哪一位散文家笔下的作品可以同文化绝缘?这样的诘难乍一听来,似乎很有道理,只是稍加分析,即可发现,它并非真得一矢中的,无懈可击。
如众所知,在迄今为止的汉语语境里,有关“文化”的诠释,称得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倘若我们暂且摆脱概念的推敲和语词的纠缠,而单就文化一词在被使用过程中所呈现的相对稳定的“所指”意义而言,却仍然可以做以下三个层面的划分:第一、有些论者借鉴西哲的观点,把文化与文明等量齐观,认为文化是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因此,文化无处不在,是一个庞大无边的结构。这堪称是对文化的宽泛性理解。第二、面对人类全部的生产实践和劳动成果,更多的论者习惯于将其中那些具有精神和观念属性的东西,如文学、艺术、道德、宗教、科学、教育等等,划入文化的范畴,作为文化的主体。这庶几是最常见的文化观念。第三、还有的论者喜欢沿着文本和著作的思路谈文化。在他们看来,文化实际上是一种传统。而任何有价值、有影响的文化传统,都将依赖于精确的文字记录,都需要一系列优秀文本充当载体。惟其如此,所谓民族文化,说到底便是该民族一系列经典著作的荟萃与整合,是这些著作内容上的精华所在及其相应的富有个性的表达。这应当属于文化概念的狭义运用。

如果以上划分大抵符合实际,那么,我们不妨执此来检视一下文化散文的概念以及对它的诘难,这时,我们不难发现,那些文化散文的命名者,主要是从文化的常见意义、特别是狭义上使用该词的。按照他们的理解,文化散文就是指散文中那些以进入了历史和文学典籍的人物、事件、现象为主要审视对象,并侧重于理性考察、分析和描述的作品。它们与一般的散文篇章相比,其最大特点在于文化含量的充盈与丰厚,因此,给散文作“文化”的限定,以突出和强调其某种特征,不仅顺理成章,而且很有必要。而不同意文化散文的命名,并对此提出诘难的作家和学者,主要是从文化的宽泛意义上来考虑问题的。他们认为,文化是一种普遍的存在,散文更是无差别的文化载体,甚至直接就是文化的产物,在这种情况下,提出和使用文化散文的概念是不严谨的,也是无法自圆其说的。应当承认,单就形式逻辑而言,以上两种观点或许都不能算错。只是一旦质之以创作实际,即可看出,前者折映着题材的嬗递与文体的变迁,即更多体现了一种艺术的敏感和精细,而后者则难免有些鲁莽灭裂,大而化之。因此,我情愿认同文化散文的命名。
既然文化散文的提出是合理而必要的,那么,文化散文的出现又给当下的散文创作带来了什么?这里,我只简要地谈两点看法:
首先,倘就整体和本质而言,文化散文是中国作家在传统文化回潮的大背景之下,从现实情境出发,进行审美意义上的文化寻根和历史反思的产物。既然是寻根和反思,那么其行文运笔,就离不开鞭辟入里的现象分析和特立独行的价值重估。关于这点,我们读那些优秀的文化散文,如余秋雨的《遥远的绝响》、王充闾的《用破一生心》、林非的《询问司马迁》、潘旭澜的《太平杂说》等,都能获得充分印证。而这种恣肆而深邃的思辨之美,正是以往过分注重抒情的散文所缺少的。因此可以说,是文化散文于有意或无意中,增添了散文文体的思想内涵和精神重量。
其次,由于文化散文大都是围绕特定的历史人物、事件和现象展开叙述的,所以,其字里行间很自然地融入了为完成主题表达所必需的背景介绍、资料引用、场面勾勒、器物描述等等。这时,文化散文便具有了展示文化精要,传授历史知识的作用。譬如,熊召政和王春瑜分别撰写的阅读明史系列,不仅深入揭示着历史的奥秘和本相,而且广泛涉猎了明代社会的方方面面,乃至谜团和细节。在某种程度上,它们是可以作为打开明史之门的钥匙的。李元洛的古典诗词系列,融史学、诗学、人文、地理于一体,既高扬着作家的古典情怀,又畅述了诗歌的艺术三昧,其饱含的美育和诗教意义显而易见。类似的作品还有刘长春的“书海烟岚”系列,鲍鹏山的“阅读圣贤”系列等等,它们均使散文于固有的审美之外,承担起了文化传播和普及的使命。而许多读者正是通过对这类散文的阅读,开阔了眼界,强化了修养。这在民族文化遭遇削弱的今天,无疑功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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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海燕 2007年第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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