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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中英条约的翻译问题


□ 屈文生

  摘 要:1844-1845年,《虎门条约》和《南京条约》的翻译问题通过“老麦”的两个回译本先后在《中国丛报》披露出来。对比这两个早期条约的中英文官本,可以发现它们存在一些值得重视的增译、漏译和误译问题。这些翻译问题可从清朝方面放弃使用本国译者的权利,缺乏对国际法原理的了解等角度理解与阐释。研究中外条约史和中外关系史,应审慎考虑翻译因素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关键词:《南京条约》 《虎门条约》 回译本 官本

  无论在中文世界,还是在英文世界,对于早期中英条约的讨论,大概再没有比1842年8月29日在南京钤盖关防的《南京条约》(Treaty of Nanking)及其补充条约《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Supplementary Treaty)更常为人提及,后者因于1843年10月8日在广东虎门签订,亦称《虎门条约》(Treaty of the Bogue)。不过,对于这两个不平等条约的翻译及其所引发的问题与后果,学术界迄今尚无系统、深入的专题研究。本文利用新近发现的署名“老麦”/“Old Wheat”的《虎门条约》回译本(1844)和《南京条约》回译本(1845),从翻译史、概念史、法律史的角度论述早期中英关系构建中的语言障碍和条约翻译问题,以及条约翻译对于早期中英关系的重要性。

  一、《南京条约》与《虎门条约》的汉译与回译史实

  《南京条约》由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时译马礼训)任“领事署经历汉文知事译官”(首席翻译),罗伯聃(Robert Thom)、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时译郭实烈/郭士力)任“领事汉文协事译官”(副译官)。《虎门条约》的中文初译工作也由马儒翰承担,有资料显示在他突然病故前“要约各条皆已定议,日内本可完结”;之后,由罗伯聃接替,由于条约翻译的难度非同寻常,且后者水平有限,故相较而言,《虎门条约》存在的翻译问题较《南京条约》的多。

  以上两个条约的中文官本主要系经英方译者完成,中方在译本翻译期间和翻译后,充当着文字上有限的共同商定者和条约批准者角色。以《南京条约》为例,表现在以下两点。其一,条约条文由江宁布政使黄恩彤与马儒翰商定。1842年8月14日英军下令攻击南京,同日南京城垣上挂上了白旗,此后“有好几天的时间花费在考虑细节问题以及将英文的主文译成中文上面”,及至8月17日,黄恩彤与马儒翰将条文商定,中方基本同意英国所提的条件。其二,以上条约须经两国换文后方正式生效。中国方面,1842年10月27日,中方在条约上钤盖“敕命之宝”,道光皇帝下令俱著照所议办理;英国方面,女王维多利亚于同年12月28日同意盖玺,12月31日英国大法官在条约上加盖国玺,批准该条约。《南京条约》于1843年6月26日在香港交换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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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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