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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的执迷”:放逐与皈依


□ 陈晓明

  2008年底,顾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在中国大陆出版,立即引起学界高度的关注热情。曾经,顾彬以“垃圾论”引发国内学界的激烈争议,那当然不是一次预谋式的炒作,更有可能是“爱之弥深,恨之愈切”的态度使然。作为一个德国的汉学家,对中国的文学研究投入了他毕生的精力,这是难能可贵的。该书中文版序的第一句话写道:“四十年来,我将自己所有的爱都倾注到了中国文学之中!”借用《译后记》中的话来说:“顾彬对中国对象的凝视是如此投入,这让人感动和好奇。”确实,拿着这本厚重的文学史,谁不会对顾彬先生肃然起敬呢?如果不是出于“对中国的执迷”,一个外国人怎么会如此认真虔敬地写作一部如此丰富生动的文学史呢?
  “对中国的执迷”是顾彬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用来描述中国现代作家对中国的想象。不过,我借用这个词来描述顾彬先生对中国文学研究的态度。事实上,“对中国的执迷”确实是中国现代作家客观存在的一种现代态度,在中国本土的主流的文学史叙事中,这当然是一种值得赞赏和肯定的对民族国家富有责任的现实意识,就此而言,90年代以来的本土文学史写作也对此多有反思。顾彬基于他的文学观念对此持有鲜明的批判,这当然无可厚非。只不过,顾彬的批判基于他的同质化的欧洲文学观念,对这种“对中国的执迷”所依据的中国本土历史语境,持过度贬抑的态度,这就影响到顾彬叙述中国20世纪文学史的周全性。我感兴趣的还在于,“对中国的执迷”在顾彬的文学史叙事中所起到的特殊作用:它既被贬抑,被放逐;又时时被召回借用。因为它被放逐,中国的现代与当代也无法整合,当代不得不断裂,对当代的叙述也变成了一项无法召回的放逐事业。
  
  一、“对中国的执迷”:被放逐的原罪
  
  “对中国的执迷”来自夏志清的说法,它构成了顾彬思考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一个基础性概念。他认为夏志清用此说法言简意赅地命名了这个对于中国作家来说如此典型的态度——也向文学提出了关于中国现代性特征的问题。很显然,顾彬的文学史叙述就“对中国的执迷”表示了他的警惕和批评:
  “对中国的执迷”表示了一种整齐划一的事业,它将一切思想和行动统统纳入其中,以至于对所有不能同祖国发生关联的事情都不予考虑。作为道德性义务,这种态度昭示的不仅是一种作过艺术加工的爱国热情,而且还是某种爱国性的狭隘地方主义。政治上的这一诉求使为数不少的作家强调内容优先于形式和以现实主义为导向。于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文艺学探索经常被导向一个对现代中国历史的研究。现代中国文学和时代经常是紧密相联的特性和世界文学的观念相左,因为后者意味着一种超越时代和民族,所有人都能理解和对所有人都有效的文学。而想在为中国的目的写作的文学和指向一个非中国读者群的文学问做到兼顾,很少有成功的例子。
  这一段概括显然包含着过多的矛盾:首先,以偏概全。顾彬说:“以至于对所有不能同祖国发生关联的事情都不予考虑”,这显然极为片面地理解了中国现代作家,绝大部分中国作家并非如此极端,更不用说鲁、郭、茅、巴、老、曹。某些“文学革命”与“革命文学”的激进主张有偏颇之嫌,但也并非普遍性问题,而顾彬在这里概括为“中国作家”的倾向,就更难周全了。如此这般的“对中国执迷”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乃是一项似是而非的指控。其二,真有一种超越时代与民族的“世界文学”吗?它又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呢?似乎中国文学的特性是在世界文学之外,即使中国现当代作家受时代之局限,有此类观念,顾彬今天来论述中国文学,发掘其独特经验时,何以还视它们二者之间为对立的呢?他先验地把中国文学放逐出世界文学的场域。其三,作家所持有的文学写作的目的,与文学实际产生的功能(社会的、审美的)二者之间能够等同吗?深谙其道的顾彬何以一到论述中国的文学史,就会有如此简单的观点呢?本文并不想与顾彬讨论现代理论批评的基本问题,还是节省篇幅回到文学史语境中去讨论“对中国的执迷”在顾彬的文学史叙述中的运作形势。
  来自夏志清的这一学说,其实也是关于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政治性的决定作用问题,这一问题长期以来也是海外汉学挥之不去的困扰。夏志清就此问题早就与普实克有过交锋。夏志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表示他更偏爱普实克曾经批评的那种“无个人目的的道德探索”(disinterested moral exploration)的文学,他认为“这种文学比那种心存预定的动机,满足于某些现成观点而不去探索,不从文学方面作艰苦努力的文学要好得多”。他进一步解释说:“当我强调‘无个人目的的道德探索’时,我也就是在主张文学是应当探索的,不过,不仅要探索社会问题,而且要探索政治和形而上的问题;不仅要关心社会公正,而且要关心人的终极命运之公正。一篇作品探索问题和关心公正愈多,在解决这些问题时,又不是依照简单化的宣教精神提供现成的答案,这作品就愈是伟大。”夏志清先生这样的观点显然是理想化的文学主张,文学是如此地沉浸在个人感情的世界中,如果没有深挚的个人记忆和情感冲动,没有带有“个人目的”的喜怒哀乐,难以想象可以写出具有生命蕴涵的作品。而现实的关怀,始终是个人情感的直接出发点。当然,夏志清先生主张作家应关注具有更为普遍的公正和哲学问题,这无疑也是正确的。问题在于,这二者何以一定就是矛盾的呢?一定是排他性的呢?“对中国的执迷”不是在寻求一种中国当时的“公正”吗?其“公正”已然具有了历史与阶级的意识。如果要进一步追问,是否有脱离历史、超出阶级与民族的更为普遍的公正?这是另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只是夏志清这一明显带有另一种“政治执迷”的观点,却深刻地影响了顾彬,成为顾彬叙述中国现代以来文学史的一项重要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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