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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酷吏的“打黑”往事


□ 李 铁

  香港漫会大学西方政治耳学博士,擅与流行的谬误作战。
  在酷吏的统治之下,路不拾遗,盗贼绝迹。不过,你千万别以为这是政治清明的大同盛世了,这样—个“没有罪恶”的社会一旦出现,根本的原因在于统治者垄断了全部作恶的权力。稳定的根本在于减少社会矛盾,而不是无视矛盾,靠暴力酷刑维持。
  
  以今天一些人的眼光来看,古代的酷吏似乎是很吸引人的。表面上看,酷吏有以下好处:
  首先,酷吏的一大特点是专门和豪强做对,用今天的词就是热衷“打黑”。汉代大酷吏郅都,“敢面折大臣于朝”,不避亲贵。做济南太守的时候,到任就捕杀闲氏首恶,摧折济南豪强,权贵们都不敢正眼看他,称其为“苍鹰”,对他是又怕又恨。张汤更是专治诸侯王,诛戮富商、大姓、豪强,自然也是其强项。王温舒治广平的时候,大肆“打黑”,捕杀“郡中豪猾”,“相连坐千余家”,“至流血十余里”。到十二月底,已杀得“郡中无犬吠之盗”。
  其二,酷吏的政绩大都相当突出,尤其善于强化治安。郅都上任一年多,济南“郡中不拾遗”。他守边的时候,匈奴营怕,不敢进犯,被称为“战克之将,国之爪牙”。厍狄士文为贝州刺史时“道不拾遗”、赵仲卿主持屯田时“收获岁广,边戍无馈运之忧”,王温舒做广平郡的都尉,外地的盗贼不敢过境,及做上河内太守,只用三个月的时间,夜里连狗叫声都听不到了。
  另外,酷吏不仅“能干”,而且大多相当清廉。郅都从不收礼,在任的时候不拆私信。张汤死后遗产不到五百金,王温舒甚至连五十金都没有。隋朝的厍狄士文“性清苦,不受公料,家无余财……凡有出入,皆封署其门,亲旧绝迹”。
  这样的官吏,勤力“打黑”,又清廉,这么一说,恐怕很多人会心向往之吧?可为何在古代,从官方到民间,一直都大力批判这种酷吏呢?对酷吏的批判贯穿儒家政治学说的始终,到底是古人糊涂还是今人脑残?
  古人批判酷吏,一来是因为其手段太残酷,但更重要的是,不仅其手段残酷,而且残酷之后,也换不来太平繁荣,反而把社会搞得更糟!这又是为何呢?
  最早提出酷吏一词的是司马迁,他专门做了《史记·酷吏列传》,对酷吏们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后来司马光也批评汉武帝“以法制御下,好尊用酷吏,而郡、国为治者大抵多酷暴”。《后汉书》的作者范晔对酷吏的坏处一句点破:“末暴虽胜,崇本或略”,意思是说,酷吏们追求用严刑峻法,用残酷的手段来妄图解决社会失范的问题,完全是合本取末的行为,没有抓住问题的根本,也自然解决不了问题。
  社会的繁荣和稳定的根本在于设置一个相对公正的制度,要尽可能合理地分配利益和财富,这才是减少社会矛盾的切实可行的办法。稳定的根本在于减少社会矛盾,而不是无视矛盾,靠暴力酷刑维持。仅仅靠强力,靠刀架脖子:“举起手来,不许动”,这样的稳定,纵有一点效果,也是暂时的。
  酷吏严延年任河南太守时,为了数威,各县的死囚集中到郡府行刑,血流数里,一时间野无行盗,庶几太平。然而没过几年,更多的人铤而走险,盗贼蜂起。朝廷也逐渐反思,好用酷吏之风也歇菜了。
  制度不合理,不仅酷吏解决不了问题,就算是“酷皇”出马也是白搭。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贫苦,对于官员贪污腐败深恶痛绝,想通过空前严酷的法律根除之。他规定官吏贪赃额满六十两的一律斩首示众,并且剥皮实草。他还屡兴大案,如洪武十八年户部侍郎郭恒贪污案,牵连被杀的就有万余人。但结果如何呢?明朝贪腐有增无减,几乎成了中国古代史上贪腐最严重的王朝。
  如果一个社会的民众,长期遭受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侵害,确实渴望有铁腕青天的出现,用严刑峻法来尽快终结那种失范的现状。这或许正是乱世中渴望酷吏“打黑”流行的社会心理基础。
  但千万不要天真地认为,酷吏的严刑峻法就是“法治”。真正的法治,是以维护权利为本,而酷吏的严刑峻法,本质是为了镇压。酷吏之酷,绝不为纾解民困,而是为了取阅主子,酷吏“打黑”,说白了,就是更大的流氓去消灭地方小流氓罢了。酷吏这个角色,暗合封建政治的本质需要,是皇帝不可或缺的打手。酷吏“打黑”,锤击豪强宗室,其实是为了维护最高集权的意志独尊,替皇帝把有文才或武勇、有势或有钱的中间阶层,把五蠢”去掉。他们同样对民实施暴政,扒房、拉猪、牵羊。酷吏就是皇帝主子凶狠的牧羊犬,要像牧羊一样收拾妥帖千千万万的纳税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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