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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横刀向天笑


□ 王道还

今年是《自利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 1976)出版三十周年,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不但为本书出版了三十周年纪念版,还另外为作者道金斯出版了一本书(Richard Dawkins: how a scientist changed the way we think? edited by Alan Grafen & Mark Ridle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由牛津大学两位教授主编,他们过去都是道金斯的研究生。这书让许多人回忆与《自利的基因》的邂逅,包括生物学者、哲学家,连科普作家、奇幻作家都各有一位,可见这书的魅力。在这个学术已高度分工而讲究专业的时代,这个道金斯现象值得我们注意。当然,任何文本的读者群越广,激起批评、辩论甚至抵制的机会也越大,这是人文世界的通例,《自利的基因》自不例外。这书收入了三位异议分子的声音,虽然不够全面,却是叫人眼睛一亮的安排。
回顾三十年前,《自利的基因》的出版时机再好不过了,注定要畅销,引起异议。因为前一年五月廿八日,美国《纽约时报》在头版报道哈佛大学教授威尔森的《社会生物学》即将出版,一场论战就开始酝酿了。威尔森的主张是:生物的社会行为有生物根源,换言之,是天择的产物。因此我们有可能建立一套科学的社会学,将社会学收编到演化生物学中,那就是社会生物学。社会生物学的核心理论问题是:利他行为。
可是在美国,许多学者忧心的却是社会生物学的政治后果,许多人因而集结在以哈佛大学几位生物学者为核心的一个左翼团体中:“为人民而科学。”他们指控威尔森的社会生物学是坏的科学,只有臆测而无证据。而以生物学为人定性的学问,在过去都遭到政客利用,成为煽动选民攻击弱势群体的口实。美国在二十世纪初期的排华法案,就是一个例子。而纳粹德国以科学装饰的种族主义为口实,屠害六百万犹太人,更令人记忆犹新。这些学者自一九七五年十一月起在大众传播媒体上发动攻击,引起了大众瞩目。 《社会生物学》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厚七百页,重二点七公斤,售价二十五美元,作者不过是蚂蚁专家,根本不具备任何吸引人的条件,要不是与这些令人发指的前车之鉴有关联,不可能成为大众关切的话题。
《自利的基因》的理论立场与《社会生物学》一致,但是更激进,道金斯宣称生物的形体只不过是基因的载体,臭皮囊终归尘土,而基因绵延不绝。他开宗明义就强调,他提供的不是新证据与新数据,而是新观点:生命的意义不在创造宇宙继起的生命,而在护送体内基因前往下一世代的基因库。这样的主张,在《社会生物学》激起的疑惧中出版,怎么会不引人侧目?何况《自利的基因》轻薄短小,只有二百来页,每一页字既大又少。
但是道金斯提供了完整的论证。他对自己的任务非常清楚,书名就捻出了全书主旨:基因只追求自己的利益。他要展示这个“基因观点”的魅力。
道金斯与威尔森一样,都认为利他行为是当代演化论的核心问题。所谓利他,就是对他人有利,对自己未必有利。要是基因只追求自己的利益,利他行为怎么会演化出来?最极端的例子,是我们从小就受熏陶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了。可是连达尔文都为之困惑不已的利他行为,并没有达到这么高贵的人文境界,而是蜜蜂与蚂蚁的故事。工蚁、工蜂都是雌性,蝇营狗苟,劳苦终日。但是,以“适者生殖”的演化大道而言,它们到头来却是一场空,因为它们不会生育。它们的行为不比“我自横刀向天笑”来得从容潇洒、气壮山河,却更难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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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6年第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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