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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是你的瓜子儿(作家素描)


□ 舒 婷

  年之久,远远超过一般情侣。后面这5年也不是如何疏远了,只是她的家庭成员增长太快,朋友的地位逐渐旁落罢。须一瓜自称:除刘小易是亲生外,最近又把寄养的吉米宝贝据为己有。当吉米的亲妈回来探访时,须一瓜与吉米心有灵犀,共同扮演了水浓于血的感人场面,遂把人家嘴边的嗫嚅硬生生给堵回去了。第二天,窃喜不已的须一瓜,心安理得给吉米交钱办了户口。为表示庆贺,从手机里发来一幅彩照:在她和一对小宝贝的重叠笑容下面,还重叠着好些根涂了蔻丹的脚趾头,不知分别是谁的。她家买新车前曾与我约法三章,许我第五个剪彩,我深感鼓舞,半夜笑醒好几回。其实车买了很久才轮到我入座,下车时我浑身上下毛茸茸的。因为刘小易和吉米其实都是一对披着狗外衣的小男孩。
   须一瓜名声大振后,很多人惊呼,以为天上掉下个须妹妹。其实,须一瓜出道还是挺早的,就像上基金网查历史净值一样,淘一淘文学界,就会发现须一瓜其实是一只资深原始股。早在1988年全国小小说大赛中,福建边远山区的小女孩须一瓜(那时叫徐平),不经意就获得了一等奖(那年头的文学奖项高高在上,含金量十足,是操作不来的,可惜没有多少奖金)。得奖以后,徐平左右开弓,一口气写了十来个那种东东,几乎被《小小说选刊》一网打尽,直至她自己都腻味了。
   1990年,我和已故的作协秘书长袁和平等人,在省作家协会那窄长的办公室里,酝酿全国“青创会”的人选,徐平的名字一经提出,即无异议通过。彼时,我们大家尚未亲睹芳容,连电话也没通过,否则,至少袁和平同志很难保证公正清明。须一瓜的声音是太特殊了,蛊惑性太强了。当她极其娇媚地把地板说成“地绑”、把南方说成“囊方”,很少有男同胞的耳朵不软乎得像炉火旁的蜜蜡。那年冬天开往北京的列车上,徐平两边的座位之拥挤畅销,几乎需要投标竞选。就连平时很难欣赏同性的本省女作家,回来后也宣称:放眼看去,与会女作家中,我们徐平不算数一嘛,至少数二。
   我认识徐平,并非因为她的“小荷尖尖角”。15年前,她那支展露的头角一个猛子扎进生活的漩涡里,很快从福建文坛消失,却从厦门一个共同朋友的广告部里冒出来,就在我的鼻子底下。唉,怎么都想不起第一次见面的场景,真叫人着急啊!也许因为名字太熟悉,一接触就粘上,竟无痕可寻。
   徐平怀里揣着一张派不上用场的律师资格证书,在广告业里转了一圈,频频赠送样品给我们,让我们日新月异。两年里,她把小小厦门岛兜了个底,结识的朋友之多,让我这个土生土长的厦门人自愧弗如。1995年她进入《厦门晚报》,当上法制记者,抿直短发,穿起高帮靴子咯吱咯吱满街跑,在法官与警察之间左右逢源。我们都庆幸有她罩着,抢银行可能不够气力,干点偷鸡摸狗什么的,自然有她担当吧?再后来,徐平的魅力范围迅速扩展到各行各业,愚笨的我看来,几乎没有她办不成的事。
   从此,大事小事都赖上她了。1996年我在德国,丈夫和儿子要去探亲,一家子都出国在那种年头很让人生疑,几乎拿不到护照。由于有了徐大记者在公安系统的鼎力周旋,我和家人终于在柏林相聚。这算是大事。小事诸如保姆春节回乡探亲买不到长途车票,徐平也能七拐八弯打好些个电话,把车票弄到我的手(须知现代家庭里,再没有比保姆的展颜更叫人如释重负了)。由于徐平,我的应事能力越发萎缩,很觉没面子。某一天,我奋发图强自己去眼科医院,检查我的黄斑裂孔。医院里是那样拥挤嘈杂,医生护士黑着脸,我被点上药水扩瞳后,四处碰壁,只好电话求助。徐平立即赶来,巧笑倩兮,似乎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一切摆平。徐平的电话号码是朋友们的“民间1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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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北京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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