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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志刚与龙应台


□ 杨 静


大众媒体的影响力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正因为如此,媒体在新闻选题和舆论传播上更应具有社会责任感。笔者2001年到广州出差,当时广州的朋友好心地叮嘱:千万不要在街上暴露你的钱包,足见当时抢劫和偷盗的现象已经成为威胁公民日常生活的社会问题。从2004年秋季中国市场与媒体研究的数据中可以发现,62.1%的广州市民“很关注暴力与犯罪的问题”。2005年1月,据台湾联合报报道,作家龙应台在广州旅游时遭扒窃,不仅遗失所有证件,身无分文的龙应台甚至生平第一次坐上公安的“囚车”,差点连香港都回不去,险成人球。2005年信息时报发表题为“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谈治安”的文章,指广州警方抓获的犯罪分子当中,87%是外地人员,其中无业的又占了70%多。这些人怎么处理,这是警方面临的新问题。现在收容制度没有了,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是值得认真考虑的。
网上舆论分析近年来广州治安急剧恶化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孙志刚案发生后实行多年强制收容制度被废除,外地人大量涌入,当这部分人无法找到工作时,就很容易成为犯罪分子的后备大军。有传言指,自从孙志刚案后,广州警察内部就开始酝酿出一股情绪,认为媒体过分炒作孙案,对警察的批评不实、不公,同时也觉得上级对涉案的警员以及该辖区的几位局长处分过为严厉。抱怨道:“现在条条框框那么多,一不小心就会上报纸,甚至被撤职、要坐牢,那谁还敢去干活呢?”
从2005年的春天我们再回望2003年3月17日孙志刚案件新闻舆论的导向,是值得反思的:其一,在对特定社会热点的新闻传播过程中,媒体是否理性分析了问题的成因,是否抓住了社会的主要矛盾;其二,在事件报道的过程中,媒体是否采取了煽情炒作的轻率做法,而忽略了对涉及事件的相关利益群体的平衡报道;其三,在舆论的传播导向上,媒体是否对事件的处理方式及其对社会短期、中期、长期的影响进行了综合全面的科学评估,并提出了具有建设性的促进社会和谐的解决方案。如果当年可预见到两年后治安恶化导致广州市民的财产安全和生命安全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并严重影响广州的对外形象和经济发展,那么媒体在一哄而上发出传播强音时会更加审慎么?还是为了“阅读率”和“眼球率”,甚至为了争当“捍卫人权”的旗手而罔顾构建和谐社会需要诸多复杂的系统支撑。孙志刚的确无辜,但如何避免悲剧转嫁于其他广州市民却需要媒体三思。
前不久,在“北京是否设立禁止乞讨区”这样一个话题上,某媒体总共发了七十多篇言论,这些言论基本上都是反对北京设立禁讨区的。论调是即使在首都,乞丐也有行乞的权利。其实,媒体还是刻意忽略了,沉默的大多数北京市民,既拥有向海啸灾区捐款的权利,也应该拥有在某些地方不被行乞的权利。

作者简介:
杨静,北京大学新闻学硕士。2000-2002年供职于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历任媒介研究部经理、媒介总监。2002年至今供职于实力传播公司,4年来一直从事平面媒介研究和咨询顾问业务,拥有《广州日报》、《深圳特区报》、《参考消息》、《北京晚报》、《中国经营报》、《精品购物指南》等报刊读者研究和经营咨询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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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传播 2005年第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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