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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尊荣,还是屈辱


□ 傅光明

“是艺术高峰”还是“艺术滑坡”?

对老舍解放后创作的认识,大体上向来有三种意见:第一种认为,老舍几乎是现代作家中惟一的例外。像李润新就明确指出:“从总的趋势上看,老舍在建国后,一直忠诚于党的文艺事业,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是他创作的主旋律。从作品的思想高度和艺术价值来看,老舍的‘后期’比‘前期’不是‘大滑坡’,而是大提高,大进步。”因为它们像一面镜子一样,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建国十六七年的现实生活。即便是写那些政治运动的现实生活,也是他遵循一切从生活出发创作原则的结果,是无可非议的。他在建国后的大多数作品,都是我们应永远珍爱的艺术品,而不是很难成为艺术品的宣传品。
不过,我还是认为像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等大多数作家,解放后几乎无一例外地没有写出与解放前艺术水准相称的作品。而老舍尽管也写了许多在艺术上不成功的作品,但他毕竟留下了话剧《龙须沟》、《茶馆》和未完成的长篇小说《正红旗下》。究其原因,还是因为老舍幸运地写了自己最熟悉的、有深切体验的生活,而所有这些生活又都发生在他所最熟悉的北京。如果离开这一点,再有才华的作家恐怕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像老舍抱着极大的政治热情奔赴朝鲜前线采访写成的小说《无名高地有了名》,说它成功就未免太过牵强。再像《青年突击队》那样的作品,根本就是为政治服务的应景之作。《西望北安》更是碍于当时某些中央领导的情面不得不写的败笔之作。
第二种意见认为,1932年至1949年,是老舍艺术创作的黄金期,而从1949年到1966年,则是老舍艺术上的大滑坡。因为,解放以后老舍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搞赶任务的写作,老舍作品大都采用了“通过什么宣传什么、歌颂什么的模式用以达到对读者、观众起到‘教育什么、鼓舞什么’作用”的目的,很难成为艺术品。
也就是说,在他们眼里,老舍解放后虽也写出了《茶馆》、未完成也未发表的《正红旗下》那样的杰作,但总体上已没法同解放前的创作相较,似乎只有从《正红旗下》才能看到那个写出过《骆驼祥子》、《离婚》、《牛天赐传》、《四世同堂》的老舍的影子。可惜随着老舍的投湖,《正红旗下》只留下个颇有韵味的开头便令人遗憾地戛然而止了。老舍解放后主要是凭了一股政治热情在进行写作,甚至有些时候与自己早年在《文学概论》里提出的创作原则相违背。他那么拼命,那么疯狂地写,难道不知道艺术规律是什么吗?但他觉得问题出在自己身上。老舍不是一个思想家,而是一个出身贫苦极具艺术家气质的作家,是个对未来抱有憧憬、幻想的理想主义者。他想的是怎样与新中国和新时代合拍,通过自己的艺术劳动为社会主义添砖加瓦。巴金、曹禺等都是如此。但热情对艺术来说不能起决定作用,热情远不能和成功的作品划等号。在这一点上,老舍是幸运的,幸运在于他以热情投入的是他太熟悉的生活,所以他的《茶馆》是成功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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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山西文学 Tags:老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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