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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美国与政治自由主义的困境


□ 许纪霖

  过去的二○○四年,小布什在一片骂声中蝉联新一届美国总统。为什么被美国主流舆论和学院精英一致看好的克里名落孙山,而那个被电影《华氏911》嘲笑得一塌糊涂的小布什还是当选了,而且胜得比上一届还令人无可挑剔?
  薛涌在大选结束的第一时间出版的《右翼帝国的生成:总统大选与美国政治的走向》,对此做了有学术背景的、近距离的观察分析。小布什之所以当选,其根本原因乃是美国近一二十年来保守主义的强劲崛起,小布什正代表了这股以基督教福音主义为背景的文化保守主义势力,以“九一一”恐怖袭击为契机,保守主义以爱国主义为号召,对外发动伊拉克战争,对内重建宗教价值,逐渐形成了一个以上帝之名的右翼帝国。
  保守主义崛起的背面,是自由主义陷入了困境。这里所说的自由主义,指的是美国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的新政自由主义,后来由罗尔斯在政治哲学上为其做了论证。新政自由主义,在经济上崇尚福利国家,文化上推行价值中立主义,即经济领域的干预主义和文化领域的放任主义。虽然福利国家政策如今已经深入人心,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已经没有根本的区别,然而,自由主义在文化政策上的价值中立主义,到了世纪之交,无论是实践层面还是理论层面,都遭遇到空前的挑战和危机,遂使保守主义有了再度崛起的机会。
  要了解美国的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此消彼长,不得不从美国的历史说起。美国最早的移民,都是欧洲移民过来的虔诚清教徒,自由主义的开国精神是内含在基督教传统之中的。罗伯特·贝拉在其名著《心灵的习性》里面分析说,在美国的历史传统里面,有深厚的基督教和共和主义传统,美国的个人主义是以这两种传统为自身基础的:“古典共和主义提出了为公共利益尽心尽力的积极公民形象,宗教改革的基督精神,以清教主义与教派主义的形式,倡导以个人的自愿参与为基础的政府观念。然而,以上两种传统都把个人的自主性置于道德与宗教责任的背景之下。”个人主义与基督教的内在结合,使得美国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一直是一个在道德价值上非常保守的国家。所谓的保守,实际上是一种以基督教为背景的个人主义:既尊重个人的道德自主性,同时个人又对家庭、社群、国家和上帝负有责任。美国是一个有着共同宗教背景和价值观的文化大熔炉,新的移民不管你来自什么样的文化背景,都要融入这个以基督教为主流价值的自由社会。
  然而,六十年代的文化反叛和种族平权运动,使得美国发生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大革命”,前者是青年一代对上一代人所奉行的基督教价值的文化反抗,后者是黑人为代表的少数族群争取社会经济权利的平等,但二者在精神目标上却有着内在的默契和联系:解构以基督教为核心的社会主流价值,为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打开决堤的闸门。《白宫中的上帝》作者哈切森这样写道:“六十年代文化反叛造成的根本变化之一,乃是新教主流派与美国社会的主流利益之间互相支持的关系,变成了一种愤怒的敌对关系。……面临激增的多元化和在公众生活中明显缺乏以宗教为基础的价值观,犹太—基督教传统受到明显的侵蚀,随之造成了公共道德的衰退。这一衰退正是美国基督教中日益发展的福音派潮流主要关心的事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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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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