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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畿与天下


□ 李纪祥

京畿与天下
李纪祥

中国历史上向有五大古都之称,即长安、洛阳、汴京、燕京、金陵。吾师王恢先生所著《中国历史地理》上册,即以秦汉长城、唐宋元明运河及历代之五大古都作为表述之重点,至下册方为历代州域建置之沿革。于五大古都篇中,对于吾国历史上的南迁与西播、长安之大陆形势、燕京之海洋形势,尤三致意焉。
清初遗民顾炎武,晚年居于关中,顾氏为江苏昆山人,其所以居西北,审度天下形势以待变可以有为也。可见顾炎武对于关中形势与天下的观点。这与另一清初大儒黄宗羲晚年隐居浙东著述其《明夷待访录》正相反,黄宗羲乃主张定天下之京师在于金陵。
顾炎武并著有《历代帝王宅京记》,自三代以来之历代都城之有关史书之记皆摘入其中,乃知系一有为之书。唯顾氏虽然对于京师所在有所留意,然于天下形势分析,则少着墨。对此补其缺憾者,则当推另一遗民顾祖禹。这两位顾氏,就是被钱穆太老师推许为“少时慕吾乡二顾之为人”者。事实上,不论是顾祖禹还是顾亭林,抑或是钱穆本人,对于首都的主张,皆是推重立于关中形势建都为朝的长安时代。如此看来,历代知识分子对于建朝立都,还是有其一贯的关怀。钱穆后来在抗日战争末期首先撰文讨论战后的新首都问题,不能说是没有其历史上的继承。
顾祖禹的名著为《读史方舆纪要》,此书之绝伦,魏禧称它是“数千百年所绝无而仅有之书”,作者则自称此书为“以一代之方舆,发四千余年之形势,治乱兴亡,于此判焉”,这也可见他的自负了。我们且看他谈全书一百三十卷的篇章结构:
首以历代州域形势,先考镜也;次以北直、南直,尊王畿也;次以山东、山西,为京室夹辅也;次以河南、陕西,重形胜也;次以四川、湖广,急上游也;次以江西、浙江,东南财赋所聚也;次以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自北而南,声教所为远暨也。
在这个布局的说明中,我们还看不出顾氏所论的天下形势与京师建都之关系。但其书以《历代州域形势》为开卷,表示他非常重视“形势”,他说:“天地位而山川奠,山川奠而州域分,形势出于其间矣。”专论形势中,对于建都之所尤其再三谆谆致意。他在《北直隶形势》中本当专门论“北直隶”的形势,却笔锋一转而论到关中去了。他说道:
据上游之势以临驭六合者,非今日之直隶乎!
然则当去燕京而都金陵乎?曰:金陵可为创业之地,而非守成之地也。
然则建都当何如?曰:法成周而绍汉、唐,吾知其必在关中矣。
在问答中,他直指心目中的理想建都之首选在于关中。在中国历史上,我们如果从国都的所在来论,则实可以分为两个大阶段:一为关中的长安时代,举凡周、秦、汉、隋、唐,都是都于关中的长安时代;一为燕京,辽、金、元、明、清都可算是燕京的时代。而居于长安与燕京之间的洛阳与汴京,都于洛阳者,则有东汉、北魏孝文帝;都于汴京者则主要是五代与北宋。可见洛阳与汴京正是处在长安与燕京时代形势东移的过渡中。顾祖禹形容关中的形势曰:“以陕西而发难者,虽微必大,虽弱必强,不为天下雄,则为天下祸。”睽诸历史,商代亡于八百里之岐周文王与武王;而周都镐京,遂成其八百年基业;战国时东方八千里之六国,而一统于千里之秦国;汉初高祖纳娄敬与张良之言,敢于以关中为都,而项羽则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然汉初都长安并非安逸,匈奴雄踞北方朔漠,后遂有平城之危,赖陈平奇计方得转安。中国大患在北方与西北,是故长安不仅是中国域内之首都,同时也是整个政府有其进取的开国气象之展现。隋唐代何尝不然,隋文帝于开国之初平陈之役后,即着手规划历经南北朝残破已久的长安新城,曰“大兴”。隋末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唯有李渊父子自太原入长安,此时长安早已残破,然李渊遂以此而定天下。同时,唐太宗虽亦如汉代般有称臣于突厥之耻,而终于击破突厥,成就其天可汗之天下大业。不论古时候的匈奴、突厥,还是近代以来的帝俄与苏联,都是北方的大帝国。然而,匈奴衰而大汉起,突厥裂而大唐兴。方今俄国形势已变,整个欧亚大陆的形势也跟着起了莫大的变化,与一八四二年鸦片战争之后士人们所感受认知到的海上起风云的时代局势又大不同矣!则长安每每在残破之后还能够再兴起一个盛世时代,当有其形势上的必然性矣!不仅是一个对内的京师上选,而在对外方面,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个进取有为的大时代之首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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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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