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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抒情时代的抒情文学


内容提要 以阶级矛盾和民族解放斗争凸现时代主潮的30年代,显然不是一个适合于纯文学生存和发展的年代,但却出现了一批堪称现代一流的抒情小说。这些小说充分彰显着各流派作家的文化理想和审美追求,艺术水准也有着他人甚至连作家自己都无法超越的高度,形成了现代文学史上的“绝唱”现象。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主要有:时代心理、情绪与主体情感的默然契合,使抒情小说艺术走向成熟,作家对现代文学经验的省思和审美追求的自觉,使其创作表现出高度个性化的特征;此后主流意识形态的规约使抒情文学逐渐失去了向更高水平发展的话语环境。
  
  以阶级矛盾和民族解放斗争凸现时代主潮的20世纪30年代,显然不是一个适合有着纯文学之称的抒情小说滋生和发展的年代,对此,有研究者已经认定:“如果说注重个性解放与思想解放的‘五四’是抒情的时代,注重社会解放的现代文学第二个十年就是叙事的时代”。然而,适合于叙事的1930年代却出现了诸如沈从文的《边城》(1934年)、老舍的《月牙儿》(1935年)、师陀的《果园城》(1938年)以及萧红的《呼兰河传》(始创于1938年)等大量与时代环境格格不入的抒情小说,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特的文学现象。在现代中国文学流变中,这些小说以独特的审美风格,显得格外夺目,其艺术水准不仅后人无法超越,而且都是作家自己创作生涯中的巅峰之作。更有趣的是这些抒情小说都是以中短篇的体式,容纳了历史的、文化的和审美的内涵,这显然是非常有意味的文学现象。
  
  一 时代语境与抒情文学的自觉
  
  不可否认,30年代是中国现代文学走向全面成熟的时期,这种成熟是建立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各种文学观念与文体试验较为充分践行的基础之上的。现代抒情小说的发展成熟也是如此。我们知道,抒情小说自鲁迅、郁达夫、郭沫若等首开其端,经过废名、沈从文、师陀、萧红等作家的反思融通并潜心创作,这种以抒情主导叙事的小说最终在30年代发展到了较高的水平,成为一种成熟的文体形式。正是有了“五四”文学观念的革新以及作家们文体与风格的多样实践,抒情小说才能渐趋成熟并成为30年代文坛上一道特异的景观。
  实际上,对抒情小说的生成、发展起着重要作用的作家分属于自“五四”到30年代不同的社团或流派,而流派之间的竞争显然是促使抒情小说的创作理论和实践逐渐成熟的重要因素。我们知道,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不管是新文学发难者与守旧者之间的“文白”之争,还是新文学倡导者内部如“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之间的“为人生”和“为艺术”之争,都说明了同样一个道理:一切理论上的论辩最终都无济于事,能写出有一定说服力的作品才是有力的明证,用作品说话是任何人都无法辩驳的。正如胡适当年指出:“一个文学运动的历史的估价,必须包括它的出产品的估价。单有理论的接受,一般影响的普遍,都不够证实那个文学运动的成功。”颇为强势的“左翼”文学思潮虽然为30年代的中国文坛广泛注目,但并未形成对其他文学思潮进行控御的局面,其主要原因是,“左翼”文学尽管有着先进的理论,但却缺少更有说服力的创作实绩的支撑。可以说,30年代存在于中国文坛的“左翼”文学(思潮)流派与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等非左翼文学(思潮)流派正处于一种为取得各自话语权而进行的相互竞争状态。各流派在旷日持久的文学论争中,不仅从创作理论上逐渐加以完善,而且不断提高自身的实践能力,以创作出既能彰显本流派理念,又具有较高艺术水准的作品。抒情小说如此,其他文学类型同样也是如此。所以,一个比较奇怪但也合乎情理的文学现象就是,尽管30年代是一个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的时代,但似乎也是文学最能够发挥和展示作家个人才情的时期,民族危机不仅没有导致文学创作的萧条,反而促成了这个时期文学的全面成熟和繁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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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文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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