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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梅娘小说的女性意识


□ 屈雅红

论梅娘小说的女性意识
屈雅红

1942年,北平马德增书店和上海宇宙风书店联合开展“读者喜爱的女作家”调查活动,上海的张爱玲和北平的梅娘一举夺魁,“南玲北梅”之说因此产生。这两位作家都孜孜于表现女性及其生存境遇。如今,张爱玲已于11年前在美国的寓所里寂寞别世。梅娘在经历了建国以来的历次政治磨难、辍笔多年后又开始创作。2005年,85岁高龄的梅娘出版了《梅娘近作及书简》(同心出版社)一书。时空流转,梅娘作品里的女性意识依然醒目。



为女人呐喊、探讨女性通往自由、独立之径是梅娘的自觉意识。
“女性的天空是低的”,这是梅娘的东北同乡萧红在生命即将结束、反观自己一生遭遇时发出的沉痛感慨。几乎同时,梅娘以“女人的路是窄的”(《蚌》)表达了同样的悲叹。
“潮把她掷在滩上,/干晒着,她忍耐不了一一才一开壳,肉仁就被啄去了。”置于小说《蚌》开头的小诗,是女性命运的寓言。《蚌》中的女主人公梅丽对着这个“吃女人”社会,绝望地质疑:“什么地方有给女人留着的路呢?”《鱼》以网里的鱼象征女性的宿命悲剧。它“只有自己找窟窿钻出去,等着已经网上来再把它放在水里,那是比梦还飘渺的事,幸而能钻出去,管它是落在水里,落在地上都好,第二步是后来的事。若怕起来,那就只好等在网里被提去杀头,不然就郁死”。《蟹》的开头“捕蟹的人在船上张着灯,蟹自己便奔着灯光来了,于是,蟹落在早就张好的网里”,同样是女性命运的暗喻表达。
出身于富贵人家,面临着家庭包办的婚姻。不甘被安排在千百年来女性走过的老路子,放弃了优厚的物质享受,自主恋爱。有短促的幸福时光,丈夫或者恋人移情别恋。叛逆了社会、被甩出生活轨道的女主人公,孤寂捱日,悲哀自艾。这是梅娘小说中女主人公普遍的路子,从中可以看到梅娘的影子和她对生母命运的想象性复原。
社会文化一方面剥夺了女性的许多权利,另一方面又把许多枷锁套在女子头上。“梅娘以纤细的神经,渴求自由恣放的情欲,呈现一种反压抑的女性悸动”。[1](P.364)她的小说塑造了一些富有叛逆精神、敢于挑战传统历史文化给女性预设的角色规范的女性人物。
梅丽(《蚌》)在情不自禁中与恋人琦同居一夜,她为自己申辩“那是本性之一,谁都需要的,那是想拒绝而不得的事。我不该惋惜我处女的失去。”梅丽甚至“对那些为大人们所不齿的”窑子里的姑娘“觉得很亲,”想到自己追求幸福的步子总是被阻,家里要将她嫁给一个吊膀子捧舞女、患有花柳病的阔少,她以为“与其卖给一个男人去做太太,去做室内的安琪儿,还不如去做野妓,不如去做马路天使好呢”。极端的话语中潜藏着对社会习俗的抗辩,“小说视恣放的性本能为自然天性,又将爱与性紧密地结合一体。它是作者**观的呈现,也是中国女性难以获得**自由命运的缩影”。[2](P.366)梅丽后来“白云”般漂浮的爱情和生活结局就是证明。《鱼》里的主人公芬,几次感情付出所托非人,依然怀着无限渴望,想寻找一方能安放她“丰盛感情的地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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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小说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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