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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马克思主义,推动学术发展


□ 刘纲纪

  《文艺研究》从创刊到今年,正好三十周年。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回想当年,如果不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邓小平同志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打破了“左”的和极左思想设置的重重禁区,那么《文艺研究》于1979年诞生是不能设想的。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文艺研究》的创刊、问世,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产物。它又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走过了三十年,取得了众多读者公认的重要成绩。
  第一,《文艺研究》创刊之后,鲜明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同时又努力贯彻百家争鸣方针,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文艺研究的发展。
  现在说《文艺研究》从创刊开始就鲜明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好像是一件平常事,但在当时要做到这一点却是不容易的。因为那时有一部分人把“文革”中极左思想错误的发生归之于马克思主义本身,于是就如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过的那样,纠正极左思想的错误变成了要“纠正”马克思主义。《文艺研究》坚决顶住了这种错误的思潮,它既站在反对极左思想的前沿阵地上,同时又仍然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从各方面揭露、批判极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肆意歪曲、篡改,引导读者全面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并将它应用于文艺问题的研究。再从贯彻百家争鸣方针,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来看,现在好像也是不必一提的事了,但在《文艺研究》创刊之后一段不短的时期内,要做到这一点同样是不容易的。因为当时“左”的和极左的思想影响在学术界仍然相当广泛地存在着,所以在刊物上发表与过去“左”的和极左的观点不同的观点,特别是引进、介绍西方现代的文艺流派和文艺理论,认为其中包含有可供我们借鉴的合理的东西,这是要遭到不少人批评、反对的。历史上确实有一些事,在一定的时间和条件下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但等到时过境迁之后,人们就会以为这是理所当然、不值一提的。我自己亲身经历了从“文革”前到“文革”中的种种事。回顾历史,我感到《文艺研究》创刊之后,确实做了当时必须做又不容易做的事,勇敢地履行了时代赋予它的新使命,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研究领域中的一次思想大解放。记得我在收到《文艺研究》的创刊号,打开一阅之后,真正感到耳目一新,产生了一种“这就好了”的欣喜之情。
  第二,《文艺研究》创刊之后,高度重视所发表的文章的学术水平(这和主办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聚集了一批研究文艺问题的高水平专家有密切关系),并积极采取各种措施保证文章的质量,把《文艺研究》办成一个高水平的学术刊物。这也是《文艺研究》创刊三十年以来,很值得称道的又一个重要方面。
  《文艺研究》创刊之后,热情主动地和研究文艺问题的老中青三代学者联系,约请他们为刊物写文章。这样,在“文革”十年中销声匿迹的许多学者的文章陆续在《文艺研究》上发表、问世,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迎来了改革开放后学术繁荣发展的春天。《文艺研究》还高度重视全国召开的有关文艺问题的重要会议,每会必派人参加,不但报道会议的情况,而且积极组稿。大约在1988年,为了推动东方美学研究的发展,《文艺研究》编辑部还直接出面组织在北京怀柔召开了一次关于东方美学的讨论会,会后又在刊物上发表了一组关于东方美学的文章。回顾我自己的学术生涯,从1981年在《文艺研究》第2期上发表《漫谈西方现代绘画》一文开始,我在《文艺研究》发表的所有文章,都是在《文艺研究》编辑部同志的热情推动下写出来的。如果没有这种推动,我也许就不会写出,或至少是不会那么快地写出这些文章。拿上面讲到的东方美学研讨会来说,我也应邀参加了,但只作了一个简短的口头发言,没有要写成文章的打算。但会后主持会议的张潇华同志来信说,《文艺研究》要发一组关于东方美学的文章,希望我在发言的基础上写成文章。我感到盛情难却,而且《文艺研究》如此热心地推动东方美学的研究,我也没有不支持的道理。于是我就下了不少功夫再作思考,写成了《东方美学的历史背景和哲学根基》一文。这是我第一次系统思考东方美学的产物,我不知外界的反映如何,但我自己还比较满意,所以后来把它收入了我的《传统文学、哲学与美学》一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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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文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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