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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东亚


□ 李政亮

  日本共产党的自我解散,遭到共产国际的指责,日共于是在一九二六年的五色温泉会议上讨论再次组党的问题。在这次会议当中,日共发展史上著名的山川均主义与福本和夫主义正面对决。依照立花隆《日本共产党的研究》一书所述,山川均认为,要累积革命力量,日共应先转向合法的无产政党、避免非法的共产党活动,如此才能集聚足够的资源,毕竟,日本离革命阶段还有一大段的距离。更重要的是,山川均认为列宁路线是俄罗斯独特的产物,该路线未必适合日本国情。然而,山川均却面临新冒出的福本和夫的强力挑战。与曾因左翼运动多次坐牢的老革命山川均不同,福本和夫不仅毕业于东京大学,更自一九二二年始在欧洲留学两年。一九二四年回到日本的福本和夫,非但旋即出版《社会的构成及其变革过程》等著作,更对当时包括河上肇在内的知名理论家进行批判。尽管福本和夫的作品以艰涩难读著名,然而,他笔下的马克思理论,却是一篇篇吸引读者(大学文化程度在日共占相当比例)立即进行革命的文字。一时之间,福本和夫在日本左翼运动圈里卷起千堆雪,他不仅被视为新的理论大师,当时更有人称之为“日本的马克思”。在福本和夫眼中,共产党应由职业革命家所领导,而共产党员应具有坚定的马列信仰,并且党应通过激烈的理论斗争排除不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结合百分之百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也就是他著名的“分离与结合论”。对福本和夫来说,日本已进入资本主义没落的革命关键时刻,然而,革命行动应听从共产国际的指示进行。除此之外,两人对革命路线的判断也有许多不同。例如,山川均主张一阶段革命,因为政权实际是由帝国主义资本家所掌控,天皇不过是工具,一阶段革命论也就是直接针对这些资本家。不同于山川均的主张,福本和夫则提出两阶段革命论,应先面对代表封建制度的天皇,再解决资本家问题。另外,山川均认为阶级意识是随着革命的进展自然形成的,福本和夫则认为应由知识分子灌输劳动者阶级意识以利革命的推展。

  以理论指导家之姿出现的福本和夫,其激进路线在五色温泉会议当中击败了老革命山川均的稳健路线。然而,当时主张统一战线的共产国际迅速否定福本的“分离”观点,并为日共制定了《二七年纲领》。不过,其时的日本已是右翼势力逐渐达到顶点的时刻,一九二八年“三一五大检举”与一九二九年的“四一六大检举”都使日共摇摇欲坠。尽管当时处于权力斗争状态下的共产国际再次更改《二七年纲领》的路线,提出《三二年纲领》,但是,新纲领出世之时,日本已然出兵东北,在国内对左翼的打压则更趋严重。老党员佐野学与锅山贞亲在狱中所写的《告共同被告(即被逮捕的日共同志)诸君书》当中,便表明了从共产主义者“转向”民族主义立场的意向,而其效应则是监狱中大约三成被捕的左翼人士纷纷要求“转向”。“转向”一词,旋即成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的时代语言。
  在发展当中,日本左翼运动并非沙漠一块。事实上,依照丸山真男的看法,作为第一个出版马克思与恩格斯全集的国家,其左翼运动却充满书生的色彩,据一九三五年警视厅的统计,依《治安警察法》被起诉的人当中,大学毕业生与在校生便占三成,而这三成人几乎均与左翼思想有所关联。与日本的左翼运动相较,中国的革命过程则另具一番面貌,从城市到乡村、从书生到职业革命家、从马克思理论到实际的革命行动。尽管今天的上海被赋予各种小资情调的怀旧氛围,然而,上海其实却是左翼运动的重要起始点。与日本的左翼运动发展过程相同,社会现象先于运动者的介入。随着不平等条约而来的开埠,让上海成为吸引大量城乡移民的城市,各种不同产业类别的工人不仅成为城市的重要标志,劳资纠纷与罢工的新闻也时而出现在二十世纪初期的新闻当中。辛亥革命之后,工人运动更为蓬勃,不仅公共演说蔚为风潮,中华工党更介入几次大规模罢工活动。不过,左翼力量的组织化,主要还是在于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有其特定的历史脉络,一方面,风起云涌的五四运动其实并未有效解决政治问题,军阀与帝国主义力量依旧;另一方面,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也让当时的知识分子感受到乐观的期待。陈独秀从五四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到共产党的创建者,就是一个代表性的人物。事实上,尽管他在十月革命之后就开始倡导马克思主义,不过,直到五四运动之后的一九二○年,在《论政治》一文当中,才公开信仰社会革命的理念。
  与日本不同的是,尽管中国的左翼运动在马克思理论体系的翻译方面,无论速度还是深度上都落后于日本,甚至是通过日本的翻译去理解马克思理论,不过,却是通过相较之下更强而有力的行动,通过挫败,而奠定左翼的力量。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通过工人运动崛起的共产党成为新兴的政治力量,然而,这时的共产党也意识到,必须有更强大的合作者,才能凝聚对抗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力量。多年力倡三民主义理想、但在政治现实层面却多次为军阀所出卖的孙中山,着眼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有心向俄共学习,调整国民党的状态,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便开启了国共合作的大门。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成员们在政治经验上却有代际的不同,国民党人的政治经验来自清末的革命运动,而共产党人则得于五四运动的参与乃至十月革命的刺激。无论如何,这段时间的合作基本上对共产党持续扩大工人运动的基础是有帮助的。然而,孙中山的去世,蒋介石的崛起,五卅惨案的爆发、蒋介石下令的暗杀行动等,都使共产党被迫退出城市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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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8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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