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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析结构性减税


□ 贾康

  特约作者 蒋洪

  要实现总体减税,首先税收立法权必须回归全国人大,税收“阀门”必须控制在社会公众和人大立法机构手上

  在当今中国社会,有两个现象引人注目。

  首先,中国的消费需求由上世纪80年代占GDP的75%,降至本世纪初的60%左右,2010年更降至36%。经济增长由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拉动,世界上其他国家,消费占GDP的比重多为60%至70%。目前,中国百姓口袋里的钱能否支撑消费占比的提高,这个问题与税收相关,政府拿走的越多,百姓口袋里的钱就会减少。

  其次,中国公共部门规模在不断膨胀,从2000年至2010年,GDP年增幅在10%左右,同一时期,财政收支的年增长幅度约为20%。这一不争的事实,导致政府和公共部门收支规模越来越大,而百姓口袋里的钱越来越少。

  这两个现象实际上有所关联。为什么消费需求越来越少?因为百姓口袋里的钱越来越少;公共部门为什么扩张规模如此迅猛?因为越来越多的钱被政府拿去了,这又导致百姓消费需求萎缩,这样的需求结构不可持续。要改变这样的情况,必须减税,只有通过减税才能改变这种不正常的趋势,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012年政府工作的一个重点是结构性减税。“结构性减税”,顾名思义为有增有减,但应该总体为减税。尽管近年来政府对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及其他税种做了一些调整,2011年全国税收收入仍以22.6%的幅度增长,而CDP增长为9.2%。所谓的“结构性减税”,实际是“有增有减,税收总体上升”。

  要实现总体减税,首先税收立法权必须回归全国人大,税收“阀门”必须控制在社会公众和人大立法机构手上。1985年第六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制定税收暂行条例。这一授权对税收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制定至关重要,意味着人大将税收“阀门”转交给了中央政府。政府若要增加税收,可不经人大审议批准,政府可自行决定扩张财力。

  因此,税收“阀门”必须控制在人大手里,政府要征税,必须经社会公众广泛讨论和人大的审议批准程序。不然,税收负担无从减少。此外,现在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垄断性收费,标准由谁制定,如何制定,也值得关注。关键是建立规范的立法程序,否则,社会公众的钱将不知不觉流向政府。结构性减税涉及具体税种,应以减税换增税,增加与减少相匹配,税收占GDP的比重不能再提高了。

  正在推进的房地产税和资源税改革,是增加税收的项目,必须在结构性减税的大背景下考虑。有增有减后总体税负要下降,需在此前提下考虑增税改革。税收的增加与减少应相匹配,以减税换增税,总量和比例不能再提高,即税收总负担不应该继续上升,财政收支增幅高于GDP增幅的趋势也不应再持续。

  中国要减税,个人所得税并非恰当切入点。目前个人所得税涉及纳税人2400万人,个税收入占全国税收的比重仅为6%左右,减税空间有限。企业所得税可考虑给予中小企业税收优惠,但是,这类企业也不可能成为减税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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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中国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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