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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官话与“引车卖浆者流”


□ 江弱水

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汉译官话“和合本”《新旧约全书》的出版是件大事,只是不巧,它的付梓之年,一九一九年,正遇上轰轰烈烈的“五四”,因为与“德先生”和“赛先生”一点儿不相干,结果落到了主流话语之外,除了信仰基督的圈子,一般人都不大留意。然而,在今天,哪怕仅仅从语文学的角度来重新省视这部大书,也可以颠覆许多成说,让我们的认识转出一片新的天地。
二○○五年第四期《读书》杂志上,有一篇刘皓明先生的《圣书与中文新诗》,讲的就是这个问题,眼光很不凡,只可惜他把关键的版本和年代弄混了。他先是说,官话本《新约》出版于一八六六年,这原也不错,可问题是他的引文,无论是《旧约·约伯记》里的一大段,还是《新约·路加福音》里的一小句,都来自这个一九一九年出版的官话“和合本”《新旧约全书》,然而他却跟我们说,瞧,比白话文运动早半个世纪,我们就有这么地道的白话了!
不妨举个例子。他说:“当二十世纪初的文学青年们还在为‘两个花(应作“黄”)蝴蝶’和‘轻轻的我走了’而心情澎湃的时候,他们却不知道或不懂得欣赏早在近半个世纪之前,就已经在汉语中产生的这样强有力的诗行。”他将《约伯记》12∶13-25中的一段散文做分行排列,刻意造成“诗行”,已经做了点手脚;至于把这段文字的产生年代提前“近半个世纪”,更属大胆。要证明白话《圣经》这么早这么好,他应该拿十九世纪中叶艾约瑟或施约瑟的北方官话译本来说事,不好用二十世纪前期的“和合本”来“蒙人”。
一八九○年,在华基督教宣教士于上海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决定由新教各宗派联合组成译经班子,重新翻译几种文理深浅不一的、忠实于原文而通用于全国的“和合本(Union Version)”《圣经》,次年正式开始,其中的官话本,《新约》完成于一九○七年,《新旧约全书》面世于一九一九年,前后经历了近三十年。这一过程,正好与甲午之后中国知识界取道东洋翻译西书的热潮大致重合。据统计,一八九六年至一九一一年的十五年间,中国翻译出版的日文书有一千多种,范围包括法政、史地、社会与教育等各个方面,于是,数不清的复合型日本汉文新名词涌入并沉淀到现代汉语里,成为我们今天思想与言说中全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可想而知,官话“和合本”《新旧约全书》的翻译正当其时,免不了要借重这些从日本借来的词,不可能不受“污染”。就拿刘皓明所举《约伯记》里的一段文字来说,双音节词已然占了多数,而且至少有两个词,“知识”和“审判”,是出口再转内销的所谓日本汉字新词。
这个“和合本”《新旧约全书》的文字表达,确如刘氏所言,往往简劲有力,比如,“以神为义”四个字,假若译成“认为神是正当的”就差劲多了,因为这个“义”字,在古汉语里的意蕴丰富又确当,今天读来也庄严而直捷。我举一个类似的例。“和合本”的《诗篇》23∶3“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七十年代末的“现代中文译本”把“义路”改译为“正直的路”,懂是好懂,却失去了圣书所需要的高尚风格。凡经文都须慢慢地“参”,一定的阅读难度和陌生感是必要的,不必强求通俗明白到入口即化,入耳便晓,所以周作人的意见直到今天都还正确:“那官话和合译本就已经十分好了,用不着再来改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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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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