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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活》:超现实写作的新尝试


□ 李 陀 阎连科

  时间:二○○三年十二月五日晚
  
  小人文学时代的一次超现实写作的尝试
  
  李陀(以下简称李):《受活》我看过了,咱们来谈谈这部长篇小说
  阎连科(以下简称阎):对于《受活》,其实我脑子里空空荡荡,我总是写完小说——尤其是长篇和一些重要的中篇,就有一种透支的感觉,感到一种虚空,无所适从和依附,其结果是自己连对自己作品的把握能力都没了。这不光是身体上,还有精神上、思想上,完全对作品失去了控制和爱,像刚生完孩子的母亲,第一眼看到自己的婴儿时,并没有咱们日常说的母爱和冲动一样。几天前,听一位朋友看了《受活》说,这部小说没有《日光流年》好,听了这话,无异于对我是重重的一击。
  李:那他可能是用写实的标准来衡量你这个新长篇,而且他有一个绝对的写实主义的要求。可是我觉得这样的要求,对《受活》这部小说来说并不合适。这部小说的叙事比《日光流年》复杂,其中有很多超现实的(但不完全是在超现实主义的意义上这么说)、荒诞的因素和手法,在叙事的推进中,这些因素和手法跟写实的动力缠绕在一块儿,使叙事充满矛盾,充满张力。这可能会让有些人不大习惯。
  我说的张力的一头是写实主义,某种写实的自觉,使小说叙事充满着对中国农民命运的关切。在后文革时代这二三十年里,在中国前所未有的巨大的历史变革中,一个严峻的现实是,农民并没有从改革中像社会中某些阶层那样得益,大多数农民还没有摆脱贫穷,当很多富人忙着买别墅、买汽车的时候,农民离小康还远着呢。这些年,你的写作一直保持着对农民处境的关注和思考,形成你写作的基本动力,这很不容易,这样的作家,在中国当代已经不多了,寥寥无几。说到这儿,我们甚至可以说,现在的文学对工人、农民有一种背叛。为什么这么说?这又涉及到工农兵文学——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老问题,我们现在还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把它理清说顺。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工农兵文学”从历史上说,的确在很长一个历史时间里,形成一种对文学的严重束缚和枷锁,最后走向自己的反面,变成与工农利益相对立的一种官方写作。但是,它还有另一方面:在历史上,这是第一次要求知识分子跟工人和农民同命运、共呼吸,要求写作这件事与消灭剥削和压迫的解放事业联系起来。这很了不起,不但有它的历史合理性,而且深刻地影响了近半个世纪中国包括文学在内的各类写作的发展。这形成了一种非常复杂的情况,让中国文学长期陷在一种困境当中,无论在官方文艺政策层面,还是在作家的写作实践层面,都充满了深刻的矛盾。这个困境随着“文革”的结束,不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加剧了。除了个别人的写作,作家们(或者是以作家为象征的整个知识分子群体)不但告别了或者是否定了革命,而且还心安理得地从根儿上否认工人农民在文学中应该有的地位。这算不算是一种背叛?我们打开电视看看,全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工人在哪儿?农民在哪儿?占中国人口多半数的穷苦老百姓在哪儿?我看见的,只有赵本山的电视剧《刘老根儿》在屏幕上独树一帜,虽然有很多毛病,但是我还是相当喜欢。
  再回到《受活》上来。形成这部小说张力的另一头,就是它的非写实主义(或者非现实主义)因素。其实,《日光流年》中已经有非写实的成分,《受活》和它有明显联系。如果以福楼拜那样的写实主义要求,从人物性格的发展,情节的转折,以及细节的描写,都要有合理性,要有“真实”的根据,从这个角度说,《日光流年》也不是纯粹的写实主义,但是,这也正是《日光流年》的过人之处。没想到的是,你在《受活》里把非写实发展到这样一种地步——一种荒诞、超现实的叙述方式,在整部小说中和写实主义构成一种紧张,互相交错,非常好。开始读的时候,读者会感觉这部小说的写作方法和《日光流年》没有很大区别,可是到“购买列宁遗体”的情节出现时,已经有点意外,后来,等到残疾人“绝术团”这一情节出现的时候,荒诞的、超现实的意味已经非常明显。不过在这个时候,在写实和超现实之间,叙事上还有一种平衡。小说近结尾的时候,故事发展到绝术团被困列宁纪念堂,就已经没有什么写实因素了,完全是一种荒诞,把一种现实生活中本来就具有的“冷酷”(或者是“残酷”)在结尾时突然用一种超现实的方式表现出来。
  但是,《受活》的价值和意义,不能只从形式、技术层面去讨论。
  进入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中国文学来了一次大变脸,变得好快!首先,作家群体的性质发生很大变化,写作人的成分和八十年代有很大不同,有以版税、稿费养活自己的自由撰稿人,也有随着网络写作兴起而出现的数目庞大的网络“写手”。他们的出现,使“写作”这种活动不再仅仅是文化行为,更多的是经济行为。写作的性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写作被并入了与现代文化工业相匹配的文化/经济体制之中,写作变成某种特殊的“生产”,它的“产品”和其他商品一样,也是靠利润做动力,适合“投入/产出”的模式。这样,写作成了一种行当,在这行当里纵横驰骋的,绝大多数都是改革中的获益者,写作中表达的情感、愿望、理想,也自然都是改革中获益社会阶层的情感和需求(看看电视里的广告和娱乐节目,这表现得再清楚不过)。而且,反过来,他们又用写作进一步加强、巩固这种体制,那真是如鱼得水,一股随着暴富或小富而来的得意,溢于言表。说实在话,如果中国没有几亿农民,没有千百万下岗工人,没有贫富差距迅速拉大带来的严重社会问题,这情况还不错。可惜,现实非常严峻。在这样严峻的现实面前,文学写作获得了一个新姿态,就是自觉不自觉地进一步加强了八十年代以来文学对工人农民的疏离。不过,真正严重的,还不是文学抛弃了下层老百姓,而是这种抛弃给文学带来的后果。依我看,这后果就是出现了一种文学,也可以说文学发展到了新的阶段,不是什么“后新时期”,也不是什么“后现代”,我认为可以把它称之为“小人时代的文学”。为什么是小人时代的文学?为什么强调小人?这里的“小人”不是指“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那个小人,也不完全是贬义词。大概来说,这里的“小人”主要是指“小资”,也就是近些年迅速崛起的中产阶级和新兴市民阶级。那么,为什么用“小人”来代替“小资”这个已经相当流行的说法?因为就文学批评来说,“小人”更形象:当代中产阶级的愿望、生活理想和价值的确都很小,都建立在特别琐碎的“物”,以及对这些“物”的神往和消费上,一瓶香水、一管唇膏、一套西服、一辆轿车、一栋房子——“自我实现”也好,“生存价值”也好,全是由这些琐碎的“物”来决定的。这种依赖“小”构成生活意义的意识形态(可以套用一句话:小的才是美好的),和消费资本主义的急剧扩张有关,也和中产阶级与资本之间的复杂关联有关,这里就不做仔细的讨论了。总之,从一定意义上说,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时代就是“小人时代”。这个时代的特点之一,就是“小人”们常常掌握文化领导权。在他们领导下,文学的内容必然越来越琐碎,不要说把人类解放的目标放进去,你就是稍微放进去一些高尚道德、英雄色彩,就会马上被嘲笑。问题的复杂还在于,对这种“小”,你不能简单从道德层面上去给予评判,中产阶级社会的形成有历史的必然性,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所以,中产阶级要有自己的文化追求,创造自己的文化空间,你不能简单地说不对,也不能简单否定。《庄子·逍遥游》有小麻雀对大鹏鸟的嘲笑:“彼且奚适也?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而彼且奚适也?”这小东西得意洋洋,有它的道理和逻辑,庄子说这是“小大之辨”,小和大都有合理性,的确是相对的。所以问题的关键不是“小人时代的文学”到底是“好”还是“坏”,是应该赞成还是反对,小人们当然有权利写他们自己的感情和生活,真正的问题是,那些手里没有笔杆子的下岗工人、民工、还在穷困中挣扎的农民,他们怎么办?他们的感情、愿望、思考、喜怒哀乐,它们的“显意识”和“潜意识”,怎么来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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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4年第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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