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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活》:超现实写作的新尝试


□ 李 陀 阎连科

  时间:二○○三年十二月五日晚
  
  小人文学时代的一次超现实写作的尝试
  
  李陀(以下简称李):《受活》我看过了,咱们来谈谈这部长篇小说。
  阎连科(以下简称阎):对于《受活》,其实我脑子里空空荡荡,我总是写完小说——尤其是长篇和一些重要的中篇,就有一种透支的感觉,感到一种虚空,无所适从和依附,其结果是自己连对自己作品的把握能力都没了。这不光是身体上,还有精神上、思想上,完全对作品失去了控制和爱,像刚生完孩子的母亲,第一眼看到自己的婴儿时,并没有咱们日常说的母爱和冲动一样。几天前,听一位朋友看了《受活》说,这部小说没有《日光流年》好,听了这话,无异于对我是重重的一击。
  李:那他可能是用写实的标准来衡量你这个新长篇,而且他有一个绝对的写实主义的要求。可是我觉得这样的要求,对《受活》这部小说来说并不合适。这部小说的叙事比《日光流年》复杂,其中有很多超现实的(但不完全是在超现实主义的意义上这么说)、荒诞的因素和手法,在叙事的推进中,这些因素和手法跟写实的动力缠绕在一块儿,使叙事充满矛盾,充满张力。这可能会让有些人不大习惯。
  我说的张力的一头是写实主义,某种写实的自觉,使小说叙事充满着对中国农民命运的关切。在后文革时代这二三十年里,在中国前所未有的巨大的历史变革中,一个严峻的现实是,农民并没有从改革中像社会中某些阶层那样得益,大多数农民还没有摆脱贫穷,当很多富人忙着买别墅、买汽车的时候,农民离小康还远着呢。这些年,你的写作一直保持着对农民处境的关注和思考,形成你写作的基本动力,这很不容易,这样的作家,在中国当代已经不多了,寥寥无几。说到这儿,我们甚至可以说,现在的文学对工人、农民有一种背叛。为什么这么说?这又涉及到工农兵文学——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老问题,我们现在还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把它理清说顺。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工农兵文学”从历史上说,的确在很长一个历史时间里,形成一种对文学的严重束缚和枷锁,最后走向自己的反面,变成与工农利益相对立的一种官方写作。但是,它还有另一方面:在历史上,这是第一次要求知识分子跟工人和农民同命运、共呼吸,要求写作这件事与消灭剥削和压迫的解放事业联系起来。这很了不起,不但有它的历史合理性,而且深刻地影响了近半个世纪中国包括文学在内的各类写作的发展。这形成了一种非常复杂的情况,让中国文学长期陷在一种困境当中,无论在官方文艺政策层面,还是在作家的写作实践层面,都充满了深刻的矛盾。这个困境随着“文革”的结束,不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加剧了。除了个别人的写作,作家们(或者是以作家为象征的整个知识分子群体)不但告别了或者是否定了革命,而且还心安理得地从根儿上否认工人农民在文学中应该有的地位。这算不算是一种背叛?我们打开电视看看,全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工人在哪儿?农民在哪儿?占中国人口多半数的穷苦老百姓在哪儿?我看见的,只有赵本山的电视剧《刘老根儿》在屏幕上独树一帜,虽然有很多毛病,但是我还是相当喜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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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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