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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庄之后


□ 洪 放

连续读了两本关于李庄的书,分别是岳南的《李庄往事》,岱峻的《发现李庄》。同时,还认真地看了央视的六集系列片《李庄》。说来惭愧,在这之前,对于李庄,我仅仅只是在一些其它的文字中,一掠而过地看过,根本就没有什么很深的印象。现在知道了,这个地处四川南溪的古老小镇,曾经在抗日的烽火中,成为了中国的“一张宁静的书桌”。中国的文化,有一大部分,是因了李庄,才得以安然地度过六年艰难的时光的。中国的学术界,也因了李庄,才保留和成就了一大批文化的精英,才得以实现了薪火相传……
看和读这些书与片子,我一直在感动着。当李庄的乡绅们在一起经过讨论,以“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来拉开同济大学等入川的序幕时,这是何等的崇高与义气;当蛰居此地的学者们,在艰难的生活中,依然义无反顾地从事学术研究时,该是何等的负重与坚韧;当六年时光慢慢老去,李庄送走那些曾与之血肉相连的人们时,又是何等的情深义长?而五十年后,当从当年李庄走出的李光谟老人和罗筱渠老人再次回到李庄的土地上时,面对物是人非的小镇,不知该是何等的悲欣交集?所有的一切,我都只能想像而不能亲历。我只有感动,在感动之余,也只有一种莫名的景仰与恍惚。
是的,毕竟也已六十年了。六十年,许多当年到了李庄的人,都已经走进了历史。留下的是他们不朽的思想,和在中国文化的长河中所激起的一朵又一朵浪花!
我被这些感动着,也为之而思想。但是,掩卷之余,我却更多地想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李庄之后。在这里,李庄成了一段时间,成了一段历史,也成了一段让我不得不面对和追索的迷惘——
李庄之后,李庄之后是什么呢?
我不是要来探索李庄之后的精神和动力,也不是要来寻求那些学者们在李庄之后的理想与信念。我只是注意到了:从时间上的李庄来看,许多的人和事,在李庄之后,发生了让我们很值得思索与反省的地方。
请允许我简单地罗列一下:
1940年秋天,同济大学、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研院流亡昆明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人体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等三个所,开始迁往李庄;1946年10月5日,史语所等最后迁出李庄,作“留别李庄栗峰碑铭”,立碑者包括傅斯年、李方桂、梁思成、李济、董作宾等共53人。
1949年月1月19日,傅斯年携史语所大部分人员赴台,第二天即主持台湾大学校务。1950年,傅在台病逝,一千余人含泪相送。
1946年夏天,李方桂一家乘飞机赴美;1978年,他回国,面对故土,唏嘘不已。
1948年12月,内战方殷,李济随着772箱珍贵文物,谢绝了中共的劝阻,以“把国宝放到国家领土最安全的地方”为由,到达台湾。此后,他成为台北故宫的主要负责人和大师。1949年初,李济的儿子李光谟只身一人返回大陆,成为了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位著名学者。
1964年12月22日,“四清运动”中,晚清名人曾国藩的曾孙女、南京博物馆馆长曾昭蹫从南京灵谷寺塔上跳下自杀,时年53岁。
1958年,英国剑桥大学教授、中国科技史研究专家李约瑟博士,出版了他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其中提到:如果没有从李庄走出的中国学者王铃,这本书的出版将会推迟很久,或者会出现更多的错误。
1948年9月28日,有“田野考古大师”之誉的吴金鼎,在齐鲁大学逝世,年仅48岁。1953年4月2日,梁思永在北京逝世,年仅50岁。与此同时,梁所从事的殷墟侯家庄西北冈墓葬发掘报告,在台湾由他的老师李济整理,以《侯家庄》为总题分册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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