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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短板


□ 齐介仑 王钟的

  危机干预起步晚、缺乏服务经验、心理援助团体资金短缺、地方政府积极性不足、心理援助还停留在民间支持的阶段⋯⋯中科院心理所危机干预中心研究员王文忠先生根据灾区心理援助的亲历经验,为我们分析中国当下在劫难后心理危机干预方面的短板。
  
  王文忠
  中科院心理所危机干预中心主任,研究员。
  
  南都周刊: 近两年,巨灾频仍出现,你也曾亲自参与多次灾区心理援助,在你看来,中国在灾后心理危机的干预上,与其他成熟国家相比,还存在哪些短板?
  王文忠:在中国,心理学大规模服务于社会,以前是比较少的,汶川地震是我们第一次介入危机干预。刚到灾区时,和其他心理援助单位一样,有些乱。当时灾区心理服务团体很多,但各做各的,方式方法也不同,缺乏协调和沟通,这种遗憾,可能与此前没有开展过这类大型服务有关系。
  四川地震,全民动员,社会各界的救援力量一下到达高峰,是井喷式的,接下来到玉树地震就比较平静了,舟曲泥石流就更平静,心理援助也是如此,四川当时有一千多名心理志愿者,玉树就少了,舟曲就没几个人。
  南都周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状况?
  王文忠:我刚从日本回来,他们的工作比我们系统得多,阪神大地震已经过去十五年了,他们还在跟踪,工作得到了政府的支持,经费有保障。现在,我们这里,中央对灾后危机干预很重视了,可如果各大学和研究机构没有经费,也很难作出反应。我了解到的情况是,有些心理援助团体是没钱的,目前在四川的心理工作者,能维持三年的,也就我们一家,北大、北师大逐渐撤回了,在玉树只有我们中科院心理所。
  我个人的体会是,地方上的官员,对硬性指标关注多一些,灾后比如楼房、道路、医院的重建,看得见摸得着,涉及他们的政绩,而心理层面的东西,缺乏考核标准,基层政府积极性不足,这是我们工作的难点,所以,现在的中国心理援助,还停留在学术探索和民间支持的阶段,不过,我觉得任何一个事情都有一个民间先行、学术先行的过程,政府会慢慢跟进。
  南都周刊:你们做危机干预,当地不配合怎么办?
  王文忠:我们到了当地以后,先要给官员做工作,协助他做一些管理,得到认可后再来开展心理援助。也有不配合的情况,有的地方灾后很忙,他们不愿意接洽这事,我们就得花大力气获得他的支持。
  我记得,四川地震灾后49天,按照当地风俗,和尚道士都要来,当地政府不同意,认为这是封建迷信,更重要的是,他们怕灾民聚集在一起,相互影响会导致群体性事件,但我们觉得,死者“七七”很重要,对灾民心理疏导很有意义,我们说服了当地政府就去做了。我们还组织了一些生产自救和联谊活动,学习书法和绘画,这都是有心理学原理作依据的。
  南都周刊:地方政府部门可能也会组织相关人员在做,他们做的,和你们做的,有怎样的不同?
  王文忠:就效果而言,区别应该不算很大,政府力求稳定、快速开展重建,我们危机干预,也期望受灾群众自立自强,目标是一样的。
  灾民一方面很悲伤,另一方面他们又很需要政府赔偿,政府不愿意让专业人员介入是因为中国有个传统,叫家丑不可外扬,政府不愿意外部力量协助他们处理与民众有关的问题,他自己关起门搞来相对简单一些,因为外人来既是帮忙又是监督,甚至会觉得是牵绊。
  作为灾区心理援助力量,我们去过不少地方,不是很受欢迎,这是实话。
  南都周刊:与地震这样的大灾相比,像南平校园血案,受害者的心理危机是不是更容易受忽视?
  王文忠:地震、海啸等大灾难,灾民多是听天由命,因此危机干预尤其重视二次创伤的弱化,因为它涉及人群广,情况更严重,灾民一旦觉得灾难有人为因素,对政府的不满就出现了,比如说四川灾民提出追究豆腐渣工程当事人。而南平这类犯罪案件,虽然也让人们关注到了政府责任和社会不公,但有很大不同,这一类案件,二次创伤可能有也可能没有。但重大天灾往往都有二次创伤,对此,政府要做一个积极的信息发布者,而不是消极的应对者。
  拿伊春空难为例,其实空难影响到的人数还是相对较少的,包括遇难者家属、幸存者、空乘人员等,但当地政府可能没有有效应对当事人家属和记者们,由此造成的二次创伤,后果更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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