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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情四题(散文)


□ 樟楠

  端起羊肉泡馍

  50年了,我最大的忌讳就是吃羊肉泡馍。不是不想吃、不喜欢吃,而是不敢吃。因为我怕勾起心底的伤痛。

  然而,我最终还是没挺住。前些日子,当我只身出差来到古城西安时,又一次被大街小巷扑鼻的羊肉泡馍的膳香熏醉,晕晕乎乎坐进一家馆子里,要了一碗羊肉泡馍。不大工夫,漂着油花的一大碗羊肉汤端上来了。手里的饼子还没掰完,我的口水就和着泪水刷刷地流了下来,50年前吃羊肉泡馍的情景又一次浮现在眼前。

  那是“文化大革命”闹得最凶的日子,我的家乡河南是那场浩劫的重灾区。土里刨食的农民,天天昏头昏脑地跟着开大会、喊口号。土地荒芜了。幸亏生产队长有心计,死活逼着大伙儿在“革命”间隙抽空栽红薯。红薯这庄稼费功少、收头重,春天栽下去一棵苗,秋天就能给你大堆的回报。

  快过年了,为了换点油盐酱醋钱,父亲和我拉着一车红薯赶往二十里外的镇子上去卖。

  那天,卖完红薯已经日头偏西了,我的肚子饿得咕咕叫,大口大口地吐酸水。父亲知道,红薯“吃”坏了我的胃,不忍心再让我吃那随身带着的红薯馍,便慷慨地说:“儿子,去吃羊肉泡馍。”父亲的话音一落,我高兴地差点喊毛主席万岁!

  走进羊肉馆,我在一个靠墙角儿的桌子边坐下。父亲买来一大碗羊肉汤扣一个白面烧饼说:“儿子,你先吃。”我顾不了许多,三下五除二掰完饼子,低下头便狼吞虎咽起来。

  当我抬起头时,却看见了让我至今都隐隐作痛的一幕:父亲站在旁边的桌子前,拿起别人吃过羊肉汤的碗,从别在腰间的提兜里掏出又黑又硬的红薯馍,掰了大半碗,然后排队去加汤。加完汤,父亲端过来坐在我的对面,也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霎时,我的眼泪夺眶而出。为了不让父亲看见我的眼泪,我把头压得低低的,不声不响、十分艰难地咀嚼着那碗羊肉泡馍,很久都没有抬头。

  走出饭馆时,我突然发现门口的大牌子上写着:不吃羊肉泡馍,不准加汤。否则,抓住罚款1元!我不禁出了一身冷汗。父亲明明知道1元钱就是4碗羊肉泡馍,可他为了喝上一碗羊肉汤而又不被罚款,就用别人吃过羊肉泡馍的碗去加汤。因为碗边上还粘着一圈油花子,打汤的师傅不注意是发现不了的。那一刻,我不知道是该为父亲的精明而自豪,还是为日子的穷困而心酸。

  给红薯平反

  又到了烤红薯飘香的季节,大街小巷,一个个蓬头垢面的男女,推着小车,用浓重的河南腔招徕着过往的行人。金秋的边城多了一道勾起我仇恨红薯的风景。

  我仇恨红薯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2年前。那时,我在乡下的公社中学念书,学校离家里远,吃住只有左学校。因家里穷,搭不起灶,每周要从家里背一大兜红薯和红薯面馍馍。一天三餐,日复一日。没多长时间,我的胃就不行了,大口大口地吐酸水,一阵接一阵地疼痛。可吐了、痛了过后,仍得以此充饥。因为要活着,要读书。这样的日子一挨就是许多年。

  70年代末我参军了。那时候,入伍动机里夹杂了一丝难以启齿的杂念:到部队上能吃白面大米,等于乡下人天天过年。这一吃,就再没有见过红薯面。这期间,我甚至讨厌别人提起红薯。因为一提起“红薯”,我就不由得反胃吐酸水。所以,我不止一次发誓:我这辈子不吃红薯也不想它。我甚至武断地要求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也不吃红薯。理由是:红薯不是好东西。的确,它不知伤害了多少人对生活的感情,摧残了多少人原本强健的身体

  然而,这是红著的罪过吗?

  走进今年的金秋,我收获了58个人生。在并不躁动和多梦的季节,我却反复做着一个梦:梦见红薯流着泪向我申诉,梦见自己大口大口地吃着流泪的红薯。梦醒时分,我便不住地思索着、评判着并没有犯错的红薯,路过烤红薯摊时,还忍不住要多瞅几眼,多呆一会儿,闻一闻那甜甜的、淡淡的芳香。那天午饭,女儿问吃什么,我脱口而出“烤红薯”。这可乐坏了女儿,妻子到街上一下子买了好几公斤烤红薯。我像一个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狼吞虎咽地吃了个够。出奇,胃也没酸没痛。

  于是,我想到了给红著平反。其实,我,不仅仅是我,还有许许多多的人,都应该感恩红著,是红薯这个投入少、收头重的食物,填饱了我们的肚子,救了我们的命。如果当年没有红薯,在那个工人不好好做工,农民不认真种田的荒芜岁月,我们许多人可能走不过来,走不到今天。

  记住红薯,也就记住了厉史;忘记了红薯,就意味着背叛。

  父亲的脚步声

  走出父母的卵翼,已近20个年头了。但我的耳畔,仍时常响起父亲那铿锵的脚步声。

  注意父亲的脚步声,是在二十多年前初中毕业升学考试那阵儿。为了争取好成绩,我给自己订了个每天早起一小时的复习计划。可正值嗜睡年龄的我,没有闹钟的呼叫,怎能从甜甜的梦中醒来呢?那天,当我和村上几个同学坐在巷子头上谈及这个困惑时,被身旁的四奶奶听到了。四奶奶说:“傻娃子,听你伯(即父亲)的脚步声不就行了吗?你卫勤叔(四奶奶的儿子)每次打起起上街,就听你伯的脚步声起来。”第二天早晨,当父亲咚咚的脚步声把我从睡梦中“叫”醒时,天上还挂着星星。我跑到学校一看,教室后墙上一座老式挂钟的时针刚指着阿拉伯数字“5”。以后的日子,我每天都是听着父亲的脚步声起来的,而且时间出奇得准,差不多都是五点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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