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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魅时代的超越之维


□ 杨煦生

  在当代中国语境中,宗教问题是重大且意义独特的文化主题和社会主题。其中包含的若干根本性问题、难题,及其身陷于中却又常常被熟视无睹的种种悖论式困境,若能得到某些标示,或许可以重启思想的视界。
  难题Ⅰ: 宗教概念在中国的特殊语境:名与实
  在中国,宗教的难题,从学理的角度,首先表现为宗教的名与实之间的一定程度的悖谬。
  我们知道,宗教作为人类精神生活的一种重要形式或者一个重要层面,几乎与人类历史同步。宗教作为人这种有限存在者对超越者的倾听和回应的特定方式,作为一种以超越世界为精神背景和范导原则的为生活世界立义(Sinngebung)的性灵活动和社会行为,几乎从来未曾止息。然而,在现代人文科学的学术版图上,宗教学作为世俗学术的门类之一,则是一个刚刚拥有一个半世纪历史的年轻学科,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假德裔英国人文学者马克斯·缪勒(Max Müller)等一代学人之手才跻身于学术世界。其时,由英国来华新教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所译的一系列中国经典及其他《东方圣典》在欧洲的陆续问世,则是这场盛事的一个重要有机部分。我们无法回避这么一个简单的事实,当年轻的宗教学以其学术的批判方式面对几乎与人类文明同步的宗教现象的世界时,这个学科始终是捉襟见肘的一个行当。这种状况,同样发生于中国语境之中,当我们以发源于闪米特文化圈的、俱属于亚伯拉罕世系的三大启示宗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为基本范本透视自身和其他文化圈的其他宗教传统的时候,这种捉襟见肘的窘境,往往更其严重。
  在此,汉语范围内的词源学无法为此解除燃眉之急。在古代汉籍文献中,作为复合词的“宗教”一词,曾经主要出现于笔记类和语录类的典籍之中。大部分笔记类典籍中所言之“宗教”,基本上都是在传统儒家教化的意义上使用,其大意往往是“设宗师以为教”,即通过特定的宗师制度,助一国一方之教化。这其中,据笔者所见,宋代潘自牧所辑录的《记纂渊海》卷二十八中的“宗教”条目可谓最为简明和典型:
  宗教史汉元始五年,于郡国置宗师,以纠皇室亲族世氏,致教训焉。选有德义者为之。有冤失职者,宗师得因邮亭上书。晋咸宁三年,置宗师,使皇室戚属,奉率德义,有所施行,必合咨之。唐武德三年,诏天下,每州置宗师一人,以相统摄。本朝崇宁初,蔡京请置敦宗院,又云令置学,立师为量试之法……
  这里,追溯了汉、晋、唐、宋四朝的宗师制度。一切都颇为显豁,毫无神秘的指向和隐晦的玄旨,无非关乎教化而已。
  在佛教典籍中,如《弘明集》、《宋高僧传》、《五灯会元》、《禅林僧宝》、《林间录》、《佛祖历代通载》等文本中,“宗教”一词虽然以不同的频率出现,但其基本意义都大致是“宗于某教”——即认肯、皈依某种思想流向,或直截了当地意味着“宗门之教”,即某一宗派的独特教法或某一思想流派的特有心法,这里往往指禅宗——这已经充分中国化并且还继续中国化着的独特佛教精神流派。
  (长沙和尚)上堂:“我若一向举扬宗教,法堂里须草深一丈。事不获已,向汝诸人道。尽十方世界是沙门眼,尽十方世界是沙门全身,尽十方世界是自己光明,尽十方世界在自己光明里,尽十方世界无一人不是自己。我常向汝诸人道,三世诸佛法界众生,是摩诃般若光。光未发时,汝等诸人向什么处委悉?光未发时,尚无佛无众生消息,何处得山河国土来?!”(释普济:《五灯会元·卷四·湖南长沙景岑招贤禅师》)
  乍看之下,这种“我若一向举扬宗教”的语式,表面上似乎有点与基督教的护教学(Apologie)略略相似的“判教”意味,然而精神指向恰又如此大相径庭:当人们翘首期待着某种此宗此门的大法概要、度人金针之时,这位狂僧却兀然断言,如果他一向“举扬宗教”,即勉力弘扬本门法要,则宗门之中,便早已草深没人!这种禅宗式激越而悖谬的特有调子,将宗教生活指向了朗朗的澄明世界:“尽十方世界是自己光明,尽十方世界在自己光明里,尽十方世界无一人不是自己……”这里让人联想起德里达津津乐道的Deiwo概念,这个印欧语言共享的神性概念,本意即为“光的”和“天的”(雅克·德里达/基阿尼·瓦蒂莫:《宗教》,三联书店二○○六年版)。在这种禅宗式的自足澄彻中,“无明”自然消解隐遁。
  传统中国古典语境中之“宗教”,的确与当代学术语境中的颇有距离。当代学术意义上的“宗教”概念,尽管是近代假道日本引进的,却是西方语词Religion的相应汉译译名(民国初年的孔教运动干将、康有为氏的得意弟子陈焕章,就用颇为费劲的语言来描述西方学术中的这个“厘里近”,见《孔教论》,《民国丛书》第四编·2·哲学·宗教类,上海书店一九八九年版)。可古代文献中相应的或相近的意蕴,却自先秦便有迹可循。《尚书·尧典》中便有“于六宗”之说,尽管此“宗”和我们今天的所谓宗教还有很大的观念距离而应该首先从社会学意义上得到理解。然而,《周易·观卦·彖辞》中的“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一段言说,则与现代学术思想范式中的宗教问题完全可以对话和沟通。在这段言说中,现代学术意义上的诸家百说共同认定的诸多宗教要素,都已经清晰显现: 这里有被各派宗教学理论视为宗教的本质规定的超越层面——“神道”,并且是“天之神道”,即绝对的、神圣的、非俗世的超越者;这里有大多数体制宗教所必然经历的“设教”问题;这里所谓的“天下服”的问题,还涉及了宗教社会学、宗教伦理学的重大主题,即宗教的良性社会功能的问题——也就是说,宗教不仅仅只关涉个体的性灵生活,不仅仅只为个体提供生活意义和导向,宗教的“立义”还关涉整个总体的社会生活世界。换言之,宗教不惟关乎私人领域,而更是一个公共领域的问题。如果用今天的学术陈述方式表达,那么人们可以说,在这段古代言说中,包蕴了一个宗教如何构建生活世界的意义、如何增进社会个体的灵性和谐以及建构于这一基础之上的社会总体和谐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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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9年第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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