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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奔”套中的鲁迅:《伤逝》之辨疑


□ 林丹娅

  摘要:《伤逝》一直是鲁迅研究学界探讨鲁迅妇女观的重要范本。如果能够超越现有的从“小说者说”出发的研究方法,正视其存在的叙事破绽及意图悖谬之谜,将其置放于从古典到现代版的“私奔”模式中,并与现代新女性奋斗实迹互为参照,便可解读出它所蕴含的中国现代男性文化精英的性政治观、话语类型、两性关系与女性解放进程的真实形态。由此,使《伤逝》将显示出远不止于现有研究层面、限度、价值的文本意义。
  关键词:鲁迅;“伤逝”叙事;私奔模式
  中图分类号:I2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07)02-13054-07
  
  《伤逝》是鲁迅写的惟一一部有关爱情婚姻家庭悲剧的小说。它不仅体现了鲁迅对中国妇女问题由来已久的关注,同时还是鲁迅对此问题所做的思考、探索与努力有了新的收获与起步的标志。它“不但是那个时代斗争生活的一面镜子,同时也是鲁迅思想发展历程中的一面镜子。”[1]24由此,《伤逝》一直是人们研究与探讨鲁迅女性观的一个重要范本。对此范本的解读者与研究者层出不穷,代表性的旧论新见概而述之有二:一是直接引用小说《伤逝》中男主角涓生所表述的思想言论,如经济基础论、爱情更新论等,再辅以鲁迅本人观点“社会解放论”,以铁证鲁迅之思想本源;二是把鲁迅现实婚恋关系,拿来实证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与关系,如子君形象为“同居前许广平同居后朱安”论,甚而还有指说是写另一个和鲁迅有情感关系的女学生许羡苏的,以此坐实鲁迅因对在自己生命中出现的这三个有特殊关系的女人,或出于不安,或出于内疚,或出于婚后恐惧症等复杂微妙之心理,乃作此文以洗白自己对原配夫人的冷漠,即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以警示新人(指许、苏)切勿重蹈旧辙,暗示要对旧人(指朱安)负责到底等等。把小说人物等同生活原型的阐释方法,显然没有超越语言内之物,从而无法统观并释读出文本所蕴含的语言外之物——话语类型、意识形态乃至更为深广的历史文化结构与背景,既无法真正理解作品的意义问题,更无法反观意义的产生方式。而这正是一个真正有价值的文本需要人们解读与挖掘的地方。
  如果我们能够摆脱“小说者说”对文本研究的强大影响,从文本自身内在结构分析出发,就会发现《伤逝》在整体叙事上,在人物的塑造与情节铺陈中,存在着明显的叙事破绽与逻辑缝隙。如从女主人公子君的形象塑造上来看,子君的思想、性格到言行、做派,在与男主人公涓生同居前后都出现了反差巨大、截然不同、判若二人的断裂与不统一。同居前的子君,自信、勇敢、有理想,追求新思想,渴望新生活,充满朝气;她可以大无畏地宣称“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她可以在讥笑、猥亵和轻蔑的世俗眼光中,目不邪视地、镇静地、坦然如人无人之境地骄傲来去;她让处于寂静、空虚、焦躁中的男人公涓生充满期待,并因为她的来临而骤然生动起来。可是,“这彻底的思想就在她的脑里”的修养;这散发着强烈自我性、革命性、先锋性的精神气质;这比涓生“还透澈,坚强得多”的性格,却在同居后倏然无存,真可谓来有踪则去无影。从后来的这个子君形象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麻木不仁,没有思想,不会表达,更没有追求,只会沉默着煮饭养狗喂鸡的旧式妇女,看不出任何经过现代教育的新女性痕迹,她让涓生感到沮丧、厌恶甚而绝望。如果说人们确实看到听到的只有男主角涓生单方面的喋喋不休——它一方面将子君罩严在他的话语下成为一个沉默的影子一直到死;一方面把作者哀她不幸,怒她不争的心态,表现得路人皆知——只是出于“手记”这种文本形式的特有效果,那么涓生在求宽恕的语义下,充满贬损对方的语气;在自我忏悔的语表下,充塞训导对方的语意,则是任何情节性变因与文本形式都无法遮掩的了。由此悖反语言行为而产生了言不由衷的效果。正是这种言不由衷的“虚伪”感,给叙事者极力要在文本中营造的真诚性语境,造成极大的破坏与割裂;而这种语境的割裂与矛盾,则直接带给叙事本身无法克服的悖谬感;而叙事的悖谬感则直接带给《伤逝》疑义的存在与解读的迷惑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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