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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走红作家今何在之十二(李锐 唐栋)


□ 傅书华 王树增

  编者按:文革之后,发轫于“伤痕文学”的中国新时期文学曾制造了文学作品一次又一次的轰动效应,然而随着新世纪的来临,新时期文学那些曾风光一时的作家如今身居何处,都在忙些什么?我刊从2001年第一期起的系列报道“新时期走红作家今何在”将一一满足您了解的愿望。
  李锐,男,1950年生,所著短篇小说《合坟》获1985—1986年全国短篇小说奖,短篇小说集《厚土》获台湾《中国时报》文学奖,功成名就的他目前的状态又怎样呢?
  
  执著于生命存在的李锐
  
  傅书华
  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1986年末一个阳光灿烂的中午,一位潜心从事创作多年的朋友,把我从午间小睡中唤醒,他那一脸激动、不解的样子,让我直觉地感到有什么事发生了。果然,他塞给我一本杂志,指给我看其中的李锐《厚土》系列短篇中的《眼石》。他那个激动的样子,让我想到1977年末他也是一脸激动的样子,拿着一本《人民文学》,让我看其中刘心武的短篇《班主任》,并兴奋地赞许说:文学创作要有大变化了。只是这次,他却有些“义愤”:这种写换老婆睡的小说,深刻在哪里?那个时候,由于传统文学观念惯性的影响,很多人还在热衷于追求文学作品的平面性的社会性主题,而我的这位年长的朋友,又是60年代的大学生。后来,在国内各主要刊物上,陆陆续续地读到了《厚土》系列短篇中的其它各篇,当时的文坛,也曾一度沸沸扬扬,其中的《合坟》还获得了1985年—1986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厚土》之后,李锐有三年时间近乎停止了创作。他就是这么个人,写写停停的,总想着不再重复自己,总想着有所超越。后来,他用一年多的时间,写了那本一点儿也不能算厚的近乎薄薄的一册《旧址》。其实,《厚土》那本书也不算厚,而且,其中每篇也就3千字左右,一般绝不超过5千字。李锐对文字的使用是极为吝啬的。他喜欢引用他的朋友成一的话说:“官员认为自己掌握了权力就有了特权,就可以任意胡为,那叫腐败。作家认为自己掌握了语言,掌握了发表权,就可以任意胡说,怎么说都行,说多长都行,那也是一种特权,也是一种腐败,是语言腐败。”
  也许面对着沉寂永恒的吕梁山李锐一时无语,也许他要摆脱一下写作《厚土》时吕梁山给他的重负,也许他的生命中的另一部分在冥冥之中召唤着他,这次,李锐选择了自己祖籍四川自贡的百年变迁作为自己的写作对象。《旧址》出版后,赢得了一片称赞之声,这部小说后来被列入了“百年百强”。但我总觉得,学界对这部小说还是从“打破以往写民国以来历史的文学作品离不开党史教材的立场”上给予好评的,还是从重构与党史教材相异的另一种对客观历史事件、规律的新的编码这一层面给予好评的。这与从文化视角评价《厚土》有些相似。不能说评析得没道理,也确实阐释出了作品的相当的意义所在,但却总给人以不完全到位之感。如果说《厚土》是在时空淡化中呈现了人、生命的存在形态,那么,《旧址》则是在具体的历史长河沉浮中,对人、特别是对个体生命而不再是一般的生命的存在形态进行了呈现,并将之作为历史长河的本体构成,从而对传统历史小说的历史客体作了根本性的位移。读过小说的人,对紫痕、对李乃之杀死叛徒陈先生之后的感伤等等,都印象极深并为之瞠目。但是,相较于《厚土》,《旧址》的语言显得精致了,显得激情过溢,不及《厚土》语言的本色、从容。李锐曾经说《旧址》“叙述语言太浮躁”,应该说,李锐对自己的创作是有着清醒、深刻的认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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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北京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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