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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与荒诞剧的双重意蕴


□ 刘再复

  《红楼梦》问世已二百四十年左右。头一百四十年,它经历了流传,也经历了禁锢。禁锢者的权力早已灰飞烟灭,但巨著却依然光芒万丈。进入二十世纪下半叶之后,《红楼梦》更是从少数人刻印、评点、阅读的状态中走了出来,大规模走向社会,走向课堂,走向戏剧、电影、美术等艺术领域,尤其宝贵的是正在走进深层的心灵领域。可惜在最后这一领域中,《红楼梦》的实际影响仍然远不及《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这种错位,反映出民族深层文化心理的病症。
  《三国演义》是一部权术、心术的大全。其中的智慧、义气等也因为进入权术阴谋系统而变质。《水浒传》则是在“造反有理”和“情欲有罪”两大理念下造成暴力崇拜和推行残酷的道德专制。尽管这两部典籍,从文学批评的角度上看,都是精彩的杰出作品,但从文化批评(价值观)的角度上,则是造成心理黑暗与行动黑暗的小说
  一九○四年王国维发表《〈红楼梦〉评论》至今已整整一百年,百年来《红楼梦》研究在考证方面很有成就,但就其美学、哲学内涵的研究方面并无出其右者。王国维的天才不是表现在严密的逻辑论证,而是表现在眼光的独到、准确与深邃。他创立了真正属于中国美学的“境界”说,对于《红楼梦》,他正是用境界的视角加以观照,从而完成两个大的发现:一、发现《红楼梦》的悲剧不是世俗意义上的悲剧,即把悲剧之源归结为几个坏蛋作恶的悲剧,而是超越意义上的悲剧,即把悲剧视为共同关系之结果的悲剧。也就是说,造成悲剧不是现实的某几个凶手,而是悲剧环境中人的“共同犯罪”。二、发现《红楼梦》属于宇宙大境界和相应的哲学、文学境界,而非政治、历史、家国境界。
  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第三章《〈红楼梦〉在美学上之价值》中,对《红楼梦》有一个根本性的论断,他说:
  《桃花扇》,政治的也,国民的也,历史的也;《红楼梦》,宇宙的也,哲学的也,文学的也。此《红楼梦》之所以大背于吾国之精神。
  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发现。王国维所说的《桃花扇》只是一例,这一例证所象征的政治、家国、历史境界,也正是《三国演义》、《水浒传》直至清代谴责小说的基本境界。中国文学的主脉,其主要精神是政治关怀、家国关怀、历史关怀的精神,其基调也正是政治浮沉、家国兴亡、历史沧桑的咏叹。
  《红楼梦》也有政治、家国、历史内涵,而且它比当时任何一部历史著作都更丰富地展示那个时代的全面风貌和更深刻地倾注作者的人间关怀。然而,整部巨著叩问的却不是一个朝代何人、何事、何年、何地等家国兴亡问题,而是另一层面的具有形上意义的大提问。如果说,《桃花扇》是“生存”层面的提问,那么,《红楼梦》则是“存在”层面的提问。它的哲学问题是:世人都认定为“好”并去追逐的一切(包括物色、财色、器色、女色等)是否具有实在性?到底是这一切(色)为世界本体还是“空”为世界本体?在一个沉湎于色并为色奔波、为色死亡、为色你争我夺的浊泥世界里,爱是否可能?诗意生命的存在是否可能?在这个有限的空间中活着究竟有无意义?意义何在?这些问题都是超时代、超政治、超历史的哲学问题。还有,侯方域、李香君的生命只在朝代更替的不断重复的历史语境中,而贾宝玉、林黛玉的内在生命没有朝代的界限,甚至没有任何时间界限。
  《红楼梦》中的女儿国,栖居于“大观园”。“大观”的命名寄意极深。我们可以从“大观园”抽象出一种“大观的眼睛”和“大观的视角”。曹雪芹的“大观”眼睛化入作品,便是《红楼梦》的宇宙、哲学境界。在“大观”视角之下,所有的世俗概念、世俗尺度全变了,一切都被重新定义。《红楼梦》一开篇就重新定义“故乡”,而通篇则重新定义世界,重新定义历史,重新定义人。故乡在哪里?龟缩在“家国”中的人“反认他乡是故乡”,不知道故乡在广阔无边的大浩瀚之中,本为一个过客,却把过境当作常境,反客为主,这样自然就要欲望膨胀,占山为王,占地为主,自然就要日以继夜地争夺金银满箱、妻妾成群的浮华境遇。
  “无立足境”,这才是大于家国境界的宇宙境界。《红楼梦》中的人物,第一个领悟到这一境界的,不是贾宝玉,而是大观园首席诗人林黛玉。在《红楼梦》第二十二回“听曲文宝玉悟禅机”中,贾宝玉因“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一句,联想起自己,感动之下,便提笔立占一偈:“你证我证,心证意证。是无有证,斯可云证。无可云证,是立足境。”而林黛玉见到后觉得好是好但还未尽善,就补了两句:“无立足境,是方干净。”林黛玉这一点拨,才算明心见性,击中要害,把贾宝玉的诗心提到大彻大悟大解脱的禅境,也正是《好了歌》那个真正“了”的大自由、大自在之境。在“大观”的宇宙视角下,故乡、家国的内涵变了,而历史的内涵也变了。什么是历史?以往的历史都是男人的历史,权力的历史,帝王将相的历史,大忠大奸较量的历史。《三国演义》以文写史,用文学展现的历史,不也正是这种历史么?但《红楼梦》一反这种历史眼睛,它在第一回就让空空道人向主人公点明:“石兄,你这一段故事,据你自己说有些趣味,故编写在此,意欲问世传奇。据我看来,第一件,无朝代年纪可考;第二件,并无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其中只不过几个异样女子,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亦无班姑、蔡女之德能。我纵抄去,恐世人不爱看呢?”从这段开场白可以看出曹雪芹完全是自觉地打破历史的时间之界,又完全自觉地改变“世俗市井”和帝王将相的历史观。后来薛宝钗评论林黛玉的诗“善翻古人之意”,其实也正是《红楼梦》的重新定义历史。第三十回中,林黛玉“悲题五美吟”,写西施,写虞姬,写明妃,写绿珠,写红拂,便是在重写历史。“五美吟”,每一吟唱,都是对历史的质疑。总之,在“大观”的眼睛之下,一切都不一样了。《红楼梦》的特殊的审美境界也由此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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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5年第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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