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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的立场


□ 张旭东


  韦伯在一系列政论文章里始终强调德国市民阶级的价值决断、政治责任感和行动能力,但在基本的历史判断上,是承认在资本主义时代,社会领域内在分化和分解是不可避免的,是承认理性化和法律的规范性的。在后面这个意义上,韦伯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这与他在政治上把自己定义为市民阶级的一员是一致的。广义的自由主义,不过就是近代社会的布尔乔亚政治、道德伦理和价值传统。韦伯的自由主义之所以包含一种特殊的内在张力和自我批判精神,不仅仅是因为他强调德国民族国家的利益,提倡德国市民阶级要保持一种历史感和道德勇气,坚持自己的“存在的理由”和文化的必然性,为自己价值的实现去斗争——这些口号和工商社会的工具理性思想,以及英美法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世界主义价值观当然有明显的抵触。韦伯的立场的独特性,在于他对德国国家形式的看法和他对现代世界一般特征的分析之间的内在矛盾。
  韦伯对德国市民阶级政治的批评,本身有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韦伯的政治写作,从来没有偏离对这种历史背景的认识,而是把它们理解为思考德国问题的先决条件。我们可以把韦伯对威廉时代的帝国政治的基本看法归纳如下:
  一、统一的德国国家并不是市民阶级创立的,而是由从菲特烈大帝到俾斯麦的德意志贵族精英靠“强力”打出来的。德国市民阶级要在政治上“篡权”,就要证明自己有资格、有能力、有勇气、有远见和责任感,一句话,要证明自己比德国社会里其他阶级和利益集团更能够担当起领导德国的重任。
  二、统一后的德国,在社会发展和政治文化教育方面仍然落后于英法美,所以德国市民阶级的主要任务,不是推行阶级政治和“权利意识”,而是要把阶级政治和民族政治结合起来。所以,它对内要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各阶层的利益协商能力,对外要积极进行海外扩张,同英、法、美等世界强权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全面竞争。
  三、作为现代世界的后来者,德国市民阶级一方面要加快社会组织和政治体制上的现代化,但同样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不能对别人制定的“普遍真理”照单全收,盲信自由主义的表面程序、陷入意识形态迷雾,而是要牢牢地把握住德国市民阶级的根本利益,把它上升到“价值”层面,作为自我存在的根本信仰去维护,为之不懈地奋斗。
  四、为能胜任这个使命,德国市民阶级必须克服自己的内在弱点,即其“去政治化”和“中立化”倾向——对价值、文化、历史记忆、道德勇气和意志力的强调,不过是为这个政治的概念服务。同时,如果德国市民阶级注定要成为德意志民族的领导阶级,它就一定要把本阶级的根本利益和德国集体生存的根本利益有意识地等同起来。所以德国市民阶级的政治纲领和社会经济政策必须代表德意志民族国家的根本利益。
  五、和英、法、美等经历过市民阶级革命的资本主义先进国不同的是,德国民族国家的整体利益和社会力量组成并不能完全体现在议会政治的框架里,所以议会民主只是德国国家权力和国家意志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全体。德国市民阶级的政治意识必须能够认识和把握自己的现实状况,从而在理论上超越形式主义的自由主义政治学。这对德国市民阶级政治家提出了更高的道德上和政治智慧上的要求——他们必须具备价值上的坚定性和决断性,必须有勇气和能力以民族国家整体的名义思考和行动。
  六、德国市民阶级在价值领域的自我肯定和决断,同世界范围里的不可逆转的理性化和自由主义趋势,并不矛盾。德国的命运并不是要挑战现代世界的基本格局,扭转世界历史的方向(韦伯承认这是不可能的,他所认同的市民阶级价值观也并不要求这种逆转),而是要准备好进入这一格局时的矛盾、冲突和痛苦,包括来自内部的,随着传统价值观和生活世界的瓦解而来的精神痛苦,和来自外部的,对德国民族国家的主体性的种种限制、压制和排斥。一句话,德国市民阶级的历史使命不是要反对市民社会和资产阶级权利国家(虽然韦伯对后面这个概念有批判),而是保证德国(市民阶级)民族国家的根本利益,并进一步把这种民族利益在普遍性的层次上发挥出来,肯定下来。
  我们知道韦伯和马克思一样,都试图为整个现代社会找到一个基本的分析、解释和批判的框架。韦伯不但注重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学的方法,也注重历史方法,也以他自己的方式试图把“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联系起来。和马克思主义一样,韦伯把现代化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看作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理想化的社会分工,是一个“理性的劳动组织”,是一个没有人情味儿、不以个人价值观念为转移的资本主义市场和为它服务的官僚行政机构。在韦伯看来,这个金钱社会的理性计算最终会把现代人从一切传统的生活世界中连根拔起,驱入现代性的“铁笼子”里。这些看法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经典分析大同小异。韦伯和马克思的根本不同在于,他注意力的焦点并不在生产和经济生活里的矛盾冲突,不在社会领域里的不平等、不公正,不在阶级斗争,当然更不在为无产阶级制定斗争纲领,而是始终如一地把资本主义制度看作现代人的两难处境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它的根本原因。弗里茨·凌格尔(Fritz K. Ringer)在《德国士大夫阶级的衰落:一八九○——一九三三年间的德国学院共同体》(The Decline of the German Mandarins: The German Academic Community 1890-1933, Cambridge, MA, 1969)里由此引申,认为“这个重点的转移表明,韦伯最关心的问题是现代性的文化欠缺”。这个观点在美国实证社会学主流之外,已经普遍被人接受,成为从思想文化方面研究韦伯的基本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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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5年第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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