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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儒墨道对享乐主义艺术的批判及其现代意义


□ 时晓丽

  摘 要:春秋战国时期,宗教和道德精神衰落,礼乐文化分离,艺术逐渐成为享乐的工具,儒墨道在批判享乐主义艺术的同时,建构了各自独特的艺术观。由于儒墨道对享乐主义艺术的危害性理解不同,寻求走出困境的出路和途径也大相径庭。儒墨道对享乐主义艺术观批判的共同性,构筑起中国艺术彰显理性的精髓,他们之间相互批判,却又互为补充,共同缔造了中国艺术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打通了艺术通往生活的道路,为中国人提供了游刃有余的生存空间,为人类生活奠定了理想生存的模式。在当今过分关注肉身的享乐主义时代,儒墨道艺术观的重新发现有着巨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儒墨道;享乐主义;艺术观;批判
  中图分类号:B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9)03-0130-05
  作者简介:时晓丽,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博士后、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 (山东 济南 250100)
  
  中国艺术的精神基因是先秦儒墨道的艺术观。儒墨道的艺术观产生于宗教和道德精神衰落以及礼乐文化分离的共同背景下,面临相同的时代问题,对享乐主义坚决批判的态度也是一致的,只是由于思想出发点的不同,他们寻求走出困境的出路和途径也大相径庭。儒墨道对享乐主义艺术观批判的共同性,构筑起中国艺术彰显理性旗帜的精髓;他们反对享乐主义所采取的方式方法上的差异性,形成了中国艺术多样化的生态图景。从先秦儒墨道批判享乐主义的历史追溯中,可以把握到中国艺术的真谛,对于当今享乐主义艺术观的批判具有现实意义。
  
  一
  先秦儒墨道的艺术观是在遭遇享乐主义盛行的时代中产生的,也是在批判享乐主义艺术的过程中建构的。春秋战国时期宗族政治日趋瓦解,宗教衰落,旧道德也遭到怀疑和否定,人的行为失去了准则与约束,陷入了私欲放纵的深渊。礼失去了规范的功能,乐便沦为感官享乐的工具,礼崩乐坏致使享乐主义成为时代风尚。春秋时代的孔子、老子和墨子,以及战国时代的孟子和庄子,分别分析了享乐主义对道德、生存和人性所产生的危害,甚至把它与国家的衰弱和覆灭联系在一起,批判锋芒直指艺术的娱乐化。
  孔子从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发现了乐从雅向俗的变化,对乐的日益感官化进行了批判,指出了享乐主义艺术对社会秩序、伦理道德的危害。西周的宫廷音乐为“雅乐”,在春秋时开始转变,雅乐衰颓,出现了僭礼、违礼现象,人们追逐以“郑、卫之音”为代表的“新声”,孔子看到了这种变化,明确表达了批判的态度,“恶郑声之乱雅乐也”。儒家批判郑声冲击了雅乐,是因为看到了艺术与道德之间的关系。他们将“郑声”视为“佞人”的身份符号,“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注:孔子:《论语》,陈国庆注译,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80页。);它对人的道德起着腐蚀作用,会导致“心淫”,子夏说,“郑音好滥淫志……淫于色而害于德”(注:王梦鸥:《礼记今注今译》(下),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14页。)。儒家也看到了郑声对社会秩序的冲击,视之为乱世之音,“凡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逆气成象而乱生焉”(注:杨柳桥:《荀子诂译》,齐鲁书社1985年版,第566页。),谴责“八佾舞于庭”的僭越行为。儒家深谙“邪音”的缘起和危害,以“无邪”作为艺术的主要标准。
  墨子的批判主要针对贵族的奢靡腐败,“非乐论”所非之“乐”指铺张奢糜之乐,强调了享乐主义对国计民生的危害。墨子认为音乐和文艺被上层贵族把持着,他们把艺术作为享乐的工具,耽于声乐而置百姓死活于不顾。墨子以纣为例描写统治阶级的享乐生活:“鹿台糟丘,酒池肉林,宫墙文画,雕琢刻镂,锦绣被堂,金玉珍玮,妇女优倡,钟鼓管弦”(注:张纯一:《墨子集解》,上海书店民国二十五年版,第562页。),殷纣王为了官能享受而追求文采修饰、衣食住行之美,大肆组织歌舞表演,结果“身死国亡,为天下戮”。贵族之乐“必厚措敛乎万民”,“亏夺民衣食之财”,“上不厌其乐,下不堪其苦”,少数人的享乐活动建立在多数人的痛苦之上,给人民群众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影响了生产,“乐愈繁,治愈寡”,“足以丧天下”,墨子认为贵族的享乐艺术是“天下之害”。
  老庄批判贵族豪门的淫糜文化,也批判包括底层贫民的声色之娱,强调奢侈、纵欲的享乐艺术对人性的戕害。老子指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注:朱谦之:《老子校释》,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9页。),如果沉缅于目、耳、口等感官享乐,对人的危害很大,庄子也批判了以身安厚位美服好色音声为美的“俗乐”,他认为享乐的艺术不但不遏制人的欲望,而且膨胀人的私欲,成为人性恶的帮凶。“文灭质,博溺心,然后民始惑乱,无以反其性情而复其初”(注:曹础基:《庄子浅注》,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33、365、138页。) ,庄子从人性异化的角度否定享乐主义艺术,并直指其原因在于统治者耽迷于艺术而伤性害身或鱼肉百姓,“独为万乘之主,以苦一国之民,以养耳目鼻口”(注:曹础基:《庄子浅注》,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33、365、138页。)。因此,庄子提出了惊世骇俗的观点:“擢乱六律,铄绝芋瑟,塞师旷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聪矣;灭文章,散无采,胶离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毁绝钩绳而弃规矩”(注:曹础基:《庄子浅注》,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33、365、138页。),以引起世人的警觉,矫正当时由贵族文化的糜烂而来的虚伪、奢侈、巧饰,否定世俗纯感官性的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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