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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到中年》的点滴记忆


□ 孙 羽

苏云厂长要我以他的名义立即给肖尹宪回电。电文中我用了那句“改变主题我们还不要呐”,以示厂领导态度坚决。
“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包括改善他们的生活待遇问题,要下决心解决。这部影片主要是为了教育我们这些老同志的。看看,对我们有好处。”这是1983年3月2日邓小平对《人到中年》的评价。那时候,提高知识分子待遇正是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如果说舆论是春雷,那么《人到中年》则起到了呼唤春雨的作用。二十多年后,回望拍摄中的点点滴滴,心情还是极其不平静的。

一代人的真实写照

读到中篇小说《人到中年》是在1980年的一个仲夏之夜,那时我正在拍摄影片《花开花落》。合上书页,主人公陆文婷的形象历历在目。作为儿女的母亲、丈夫的妻子、患者的医生,她肩负着工作和生活的双重负担,艰难地行走在人生的道路上。
这种生存状态在我身边比比皆是。我感觉,《人到中年》正是我们这一代人生活的“写真”,它冲击着我的心灵,使我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我立即和在京为我写剧本的肖尹宪通话,《花开花落》和即将开拍的《绿色钱包》都是他做编剧,请他为我组稿。电话中我遭到他善意的申斥:“你吃着碗里的,看着盘里的,这又想着锅里的,不怕撑着啊!”说归说,做归做,没几天电报传来:“导演表态不够,得有厂领导的指示。剧本不能改变小说的主题(此前小说已在北影、上影、西影转了一圈,均因领导态度不明,未成)。”
我当即找到苏云厂长,递上电报:“作家叫板,要厂领导表态。”厂长看了电文说“改变主题我们还不要呐。”他要我以他的名义立即给肖尹宪回电。电文中我用了那句“改变主题我们还不要呐”,以示厂领导态度坚决。
从此,我更感觉到就要拍《人到中年》了,各种细节和有关情绪的记忆纷至沓来。记得妻子曾向我讲述,有一次外景归来,从保育院接回小女儿,孩子由于长期想妈妈,上火发烧后鼻孔堵塞涂着紫药水。上楼时,女儿怯怯地说:“妈妈从你走,我一直没回过家。”听到这话,妻子一阵揪心似的疼痛,感到自己未尽母亲的责任……这些情绪的积累,后来都成为我处理人物情感的出发点或演化成某些细节。
《花开花落》拍摄结束,《绿色钱包》也在厂务会议顺利通过,我们全班人马即将转入新片的筹备。恰在此时,小说作者谌容自己改编的剧本《人到中年》寄到。肖尹宪举着《绿色钱包》剧本向我“示威”:“你还拍不拍?”我肯定地回答:“这么好的剧本我为什么不拍?”他又举起《人到中年》的剧本摇晃着。我说,这两部戏都是北京的事,北京的外景,可以同时套拍。
谌容有言在先,只改一稿,而这一稿是对六万多字的小说作了不忍割舍的压缩。我和肖尹宪一起对剧本进行梳理,再由他按场切分段落,没有大动。这就是发表在1980年11期《电影文学》上的稿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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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大众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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