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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浩然相识


□ 孟广臣

  浩然先生走了,尽管他卧床已有五六年之久,且不醒人事,但听到他逝世消息之后,仍然彻夜未眠。悲痛之余,许多往事便在脑子里一件件浮现出来。
  
  一、一个不脱离群众的作家
  我和浩然同志是在“文革”后期北京市召开的第一次创作会上相识的,至今算来已有三十多个年头了。浩然同志是个著作等身的大作家,我在农村基层工作,也喜欢写点东西,充其量是个业余作者,然而我俩却一见如故。在三十多年的交往中,我深深认识到浩然同志是一位不同于一般作家的作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不脱离群众,始终与群众保持着血与肉的感情。他一生的愿望是:写农民,为农民而写。为了与农民保持联系,晚年他把家安在了河北三河市。他不愿长期居住在大城市有两个原因:一是离开了群众也就离开了生活源泉,没了生活源泉艺术就要枯竭。另一个原因是为了心静,不使那些烦人的人际关系干扰他的创作情绪。正是因为他选择了与农村接近的小城镇定居,所以在他的创作生涯中晚年又出现了一个高峰,《苍生》可以算是他晚年的代表作。紧接着又写出《乐土》《源泉》《圆梦》三部自传体长篇小说。截至到现在,他已经发表出版了1000多万字的东西。其中《艳阳天》被香港亚洲洲刊评为世界百部经典著作。一个生于农民家庭,童年时期又没有多读过书的人,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全靠自己的努力,被人喻为中国的高尔基,一点也不过分。
  
  二、和浩然同志在一起的日子
  1972年北京市农村组要求每县搞一篇报告文学,报告文学搞出来后要出版,便留下几个人编辑这本报告文学集。记得留下来的有胡里棠、张守仁、理由、陈祖芬,加上我一共五个人。那年秋天,浩然同志也到兴隆街51号来了,他不是搞报告文学的,是写第二部《金光大道》,在出版社住的就我们两个人,他住一个屋,我住一个屋。每天我们去街道里一个食堂吃饭,吃过饭一起出去遛弯。晚上有时他到我屋里,有时我到他屋里,我们一起呆了一个冬天,一个春天,一个夏天。这段时间里,我每写一篇小说,都拿给他看,听取他的意见。我的字不好看,也不好认,他说我的字像踏扁了的弹簧。尽管我的字不好认,他还是很认真地给看,看完了就谈他的意见。除看稿外,在互相交谈中,我知道了他是怎样努力学习文化的,又是怎样从一次次失败走向成功的,我从他身上学到的更多的是他的精神、毅力。
  浩然同志很关心我的创作,他总说我不往出喷,他认定我是有生活的,他希望我启开闸门,改变这种半死不活的状况。可我天生的太笨,写个千八百字的东西也需要一两天的时间,上句写不好,下句就写不下去。我对他说:“我不是不想喷,是喷不出来。只能是挤牙膏式的一点点往出挤。”浩然同志对我这种“挤牙膏”式的创作也很无奈。
  
  三、躲江青
  1975年夏,浩然同志从北京跑到延庆,他让我找个偏僻清净的地方,他说他要写点东西。通过当时县文化局局长贺武德,联系了山区大庄科村,这是个公社所在地。浩然同志住在公社卫生所后院的一排闲房子里,我住在公社教委腾出的一间宿舍。吃饭是在公社食堂,自己买饭票。后来闲谈时,我才知道,他来山里不单纯是为了写东西,主要是为躲江青。因为我们熟了,知心,他才敢说实话。他说江青这个同志太可怕了,总是召见他,每次召见他,还总是让跟她挨坐在一起。浩然怀着对毛主席的热爱,不愿意和这种人贴得太近。江青越是亲近他,他内心里越是有一种恐惧感。江青问他:浩然同志,你有什么要求吗?浩然知道江青有意要把他拉到政界里去,但是他不愿意做官,所以他坚定地回答说:我旁的要求没有,只要求领导给我一点时间,为人民多写点东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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