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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制是过去三十年中最成功的改革之一(下)



  参加改革方案的设计
  
  马国川(以下简称“马”):你很早就参加了改革方案的设计?
  厉以宁(以下简称“厉”):我是一个教师,主要从事现代理论经济学的研究和教学。但是时代的大潮也把我推到了改革的前沿。一九八三年我就参加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主持下进行的改革方案的起草工作。
  在改革进程中,对于改革的走向产生了不同的看法——当然这也是很正常的。自一九八六年开始,中国经济学界对中国未来经济体制改革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的思路。后来人们把两种不同主张分别称为“价格改革主线论”和“企业改革主线论”,我是后一主张的代表。自一九八四年以来,价格改革先行、放开物价曾经成为影响国策的指导思想,但两种主张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而且在一个很长时期里,争论很激烈。
  马:两种主张争论的实质是什么?
  厉:实质是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也就是如何在公有制条件下引入市场机制的问题。
  马:不同的主张所拿出的改革方案也是不同的?
  厉:是的。一九八七年十月,李铁映担任国家体改委主任后,提出开门搞规划,委托分属不同学派的人组成课题组,研究一九八八至一九九五年经济体制改革的中期规划。所谓中期规划是指三年、五年、八年,所以中期规划又称“三五八规划”。
  马:一共有多少课题组?
  厉:一共有九个,都是由国内著名经济学家为首,各自组织一拨人去搞方案,当时有人民大学的吴树青、社会科学院的刘国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吴敬琏、中央党校的王珏、人民银行的宫著铭,还有广东和上海两拨人。我是北京大学课题组的负责人。经过半年多的调查研究,到一九八八年五月底六月初,国家体改委在国务院第一招待所举办经济体制改革中期规划研讨会,各个方案分别汇报。
  马:后来各课题组的方案集结为《中国改革大思路》一书出版,还获得了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厉:与“价格改革主线论”者将价格改革放在首位不同,我们北京大学的学者认为,在设计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是应该把企业制度的改革放在首位。我们的理由是:商品价格以生产要素价格为基础,生产要素价格又以所有权为基础,所以价格说到底是市场当事人之间转让所有权的交易条件。没有有效的所有权结构,就不可能有对企业和消费者有效的财产权利关系的约束,也就不可能有真正合理的价格体系。而且我国是短缺经济,在存在较多的数量配额的情况下,价格和价格水平的调整对经济恢复均衡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中国的企业不具有真正商品生产者法人的自由度,放开价格只能加剧短缺条件下的经济混乱,而不能收到“二战”后西德和日本价格改革带来的效果。因此,我们提出,改革的首要任务是用八年左右时间明确企业产权关系,实现企业的公司化。应把企业经营机制的改革与企业产权关系的改革联系起来,把非规范化的承包与规范化的产权改革联系起来。在八年的时间里,企业改革的重点应逐渐由承包制向股份制过渡,由低层次的经营机制与产权关系的改革向高层次的经营机制与产权关系的改革过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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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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