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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有牙齿的嘴巴”一一论“公知”之为责任


□ 徐贲美国加州圣玛丽学院英文系教授

  与其抱怨说话的人水平不高,那还不如宣接呼吁,让那些水平高的人站出来说真话吧

  特约作者|徐贲

  我的《政治是每个人的副业》(东方出版社,2013年5月1日第1版)出版后,有人批评说,徐贲不过是一个英文专业的博士,一个借美国政治讽刺中国社会的公知而已。在当下中国,所谓公知就是那些越界、不守专业操守的知识分子。

  按照这种“反公知”的说法,如果你没有政治学博士学位,你就无权对那些有学位的人的政治见解发言,甚至连提都不能提,不然就是“越界”和“不守专业操守”。那什么博士头衔都没有的普通人怎么办呢?难道他们只能沉默,让那些有博士头衔的人在他们垄断的“专业话题”和“专有”的公共问题上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吗?

  专业和业余

  以专业主义之名,来否定公共知识分子和他们的社会作用,在今天是相当普遍的。那么,什么是“专业”的呢?大概它得有较为严格的专门化研究领域和专业界限,往往用同一套语汇、方法、文献、权威、规范,并可以用这些话语记号来进行学科的自我辨认。如果这种知识被称作为“专业”,那么这种知识取向叫“专业主义”。问题不在于专业,而在于用专业垄断话语权,你不是政治学的博士,所以你没有资格谈论政治问题,专搞政治的人同样可以对普通民众说,“你们懂什么政治?也配过问政治?吃饱了撑的。”

  在公共知识分子看来,这种过度的专业主义指的是知识分子在知识活动中画地为牢、自我孤立、逃避社会责任、丧失对现实的批判意愿与能力。它使得知识和学术脱离现实,变得狭隘、琐屑、僵死,成为一种小圈子内的自娱自乐和精致游戏,甚至是梁启超早就批评过的那种“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它已经成为知识分子用来与体制合作,维护自身利益的意识形态。在中国语境中提出过度专业主义的问题,是为了不希望看到中国知识分子因为“专业主义”而变成现有体制内的食利者和社会变革的“绊脚石”。不幸的是,这恰恰是当今中国体制内知识分子变成的样子。

  其实,在中国和在其他国家一样,专业主义开始时是有积极意义的,只是后来发生了异化,转变到反面去了。

  知识分子最初把“专业”确立为学术自身的价值,是为了用专业诉求未争取自主独立,不受权力的胁迫或金钱的收买。专业主义最初强调的是学术归学术,知识与政治分家,知识要客观真实。专业主义要求尊重真实,真实面前人人平等,反对学术之外的政治、金钱势力对知识的产生和传播横加干预。这本来具有争取知识民主的意义。

  从国民党时期开始,反对政治干涉学术和反专制统治的要求一直都是以“学术归学术”的口号提出来的。因此,参与到专业主义中去,开始是一种进步的政治行动,是一种抵制国家权力和意识形态干预学术的策略。但是,随着学院体制化控制手段逐渐代替了中央集权式统治方式,学术界的知识分子失去了共同的敌人,专业主义的政治对抗策略也就开始失去了意义。在这种情况下,专业主义也从与政治、金钱的反抗策略转变为一种为“有专业者”自身利益服务的意识形态。一旦他们的自我利益受到专业化体制的保护,他们就当然不想改变现有体制,相反,他们会积极维护这个体制,这也是教育改革为何变得更加困难的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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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中国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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