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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王”的双重隐喻


□ 薛 军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塑造的“哲学王”形象,是理解西方政法思想史的关键,也为中国法学界熟知。《理想国》时代的柏拉图,信奉“哲学王”的统治,认为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一种秉性和气质类似于神一样的人,由于其品性高贵,不谋私利,因此由其充任政治体制的统治者是最合适不过的。但《法律篇》时代的柏拉图却发生了重大的思想转变。他认识到“哲学王”是根本不存在的,任何人,只要他是人,都具有不可避免的人性的弱点。为此,柏拉图在关于社会治理方式的问题上,果断放弃了前期“哲学王之治”的思想,而走向“法律之治”。柏拉图的这一转变,深刻影响了西方思想史中关于社会治理方略的基本思路。虽然“哲学王”之治的思想,在后世的欧洲,不乏各种理想主义甚至是空想主义的新版本,但必须承认,后期柏拉图所提出的法治思想对西方政法思想产生了压倒性的影响。
  柏拉图讲述的“哲学王”故事,在法学领域中通常被用来说明,对人性善恶的判断,是任何政法制度设计不可回避的前提。具体一点说,性恶论是我们之所以选择法治而非人治的前提。这是对“哲学王”隐喻的一种通常的解读。但在阅读了徐国栋教授的《人性论与市民法》一书之后,我发现,柏拉图的“哲学王”,完全可以给出一种不同于传统的政治哲学的解读。
  徐国栋教授通过对西方人性论学说史的考察和分析,区分了两种意义上的人性论,即“伦理人性论”和“认识人性论”。前者是关于人的“德性”特征的描述,后者是关于人的“智性”特征的描述;前者是关于人“善或恶”的判断,后者是关于人“智或愚”的判断。传统观念中对“哲学王”的理解,主要关注“伦理人性论”与法律的关系,但是却没有注意到“认识人性论”其实也与法律存在密切的联系。
  “认识人性论”对人的智性特征,也即“智”或“愚”的不同界定,会催生具有不同特征的法律规范形态。如果认为人在本质上是智的——学术性的表达就是,人是理性的——那么法律规范形态就将更多地具有“自治型的法”的特征。这是因为,具有理性的人,知道自己的利益之所在,能够对自己的利益做出最好的安排,原则上并不需要别人来告诉他应该怎么做。为此,在可能的情况下,就应该尽量让个人自主地决定与其利益相关的法律规则的形成,不需要别人越俎代庖。但如果认为人在本质上是“愚”的,或者至少不是那么“智”的——换言之,人是非理性或者是有限理性的——那么法律规范形态就将更多的具有“权威型的法”的特征。这是因为,非理性的或者有限理性的人,必然在很多情况下不知道自己真正利益之所在,因此也不能对自己的事务做出合适的安排,在这样的情况下,如同一个需要照顾和监护的“孩子”一样,就必须由一个“父亲”般的立法者,为他确定法律规则,规划其生活,保护其利益。
  《人性论与市民法》一书分析了西方法律传统中关于认识人性论的基本态度,提出西方社会在进入到近现代以后,事实上采用了“理性人”的认识人性论预设,并且正是这一预设,塑造了现代西方法律体制最基本的特征:在可能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尊重个人的自主决定权。这一特征也被法学界概括为“私人自治原则”。所谓私人自治,顾名思义,意味着由当事人自主地形成调整其相互之间的利益关系的法律规则,对此国家避免进行干预。私人自治原则下产生的法律规范,具有鲜明的“自治型的法”的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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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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