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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知识分子的命运与中国宪政之路——对话法学家郭道晖


□ 张帆

记者 张帆

  风雨苍黄八十载。它呈现的是一段跌宕起伏的中国历史;呈现的是一个普通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历程。

  战火纷飞中颠沛流离的少年时代;热血投身革命事业的青年时代;在一次又一次“运动”与“斗争”中饱尝辛酸的中年时代;年届50毅然投身法学,大胆突破禁区,不断提出创新理论,为提升“幼稚”的中国法学水平,廓清蒙昧的法治观念而大胆立言。

   敢说真话,敢说朴素的真理,一头白发的郭道晖在法学界始终硬骨铮铮,也正因此,他与江平、李步云并称为中国“法治三老”。

  如今,84岁的郭道晖更加活跃于公共知识领域,执着地同那些法学谬论抗争,以人民权利积极倡导者、宪政理念鼎力推进者之姿态立于中国当今思想界。

  2012年早春,财新《中国改革》记者走进郭道晖的书斋,仔细聆听他的人生故事,感受其间云谲波诡的历史沉浮,纵目法学风云。

  流亡与革命想告别革命可以,力求不通过暴力手段改变社会也可以,但是,历史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如果革命真的来了,谁又能制止得了呢?

  财新《中国改革》:“惟楚有才,于斯为盛”。湖南“世代书香”的家族背景,给你整个人生刻上了怎样的烙印?

  郭道晖:要说影响还要追溯到我父亲郭德垂的祖辈,其祖父郭仑焘与大哥郭嵩焘、二哥郭昆焘,并称“湘阴郭氏三杰”。

  其中,郭嵩焘被评价为中国“睁眼看世界”的思想先驱中第一位亲身考察西方政治社会制度、民情风物的人物。他是晚清的进士、近代中国派驻英国和法国的首任公使,积极倡导学习西方政治法律制度,但也因此备受当朝保守人士的攻讦。郭嵩焘认为只有“经世务实”才是当务之急,所以自父亲郭德垂一辈起,子孙大多是工科出身。

  我父亲是湖南著名的化学教师。记得他给毕业生纪念册的题字总是“工业救国”四个大字,这对我影响很大,我虽自幼喜好文思,但还是坚持学习理工。

  独立思考的个性,追求正义的精神,是家族留给我最宝贵的财富。

  财新《中国改革》:你的幼年至青年时代,整个中国战乱频仍,这段历程对你的人生观有着怎样的影响?

  郭道晖:从上小学起,为躲避战乱,我就随家不停搬迁。最难忘的是1944年夏,我和弟弟逃难到广西,考进桂林国立汉民中学,刚读了一个月,日寇进逼,桂林大疏散。父母和妹妹逃往贵阳,我和弟弟则随学校去广西百寿,一家人在火车站挥泪告别,各奔生路。

  记得那时桂林火车站人山人海,我和弟弟只抢到车顶的一块地方,为防止打瞌睡掉下火车,只能在眼睛上擦“万金油”。火车走走停停,不到50里就抛锚了,全体同学只好步行到百寿。可是,刚露天上了几周课,日本鬼子又追来了。全校师生徒步600多里,迁校贵州榕江。不过是十五六岁的少年,我们却要背负四五十斤的行李,在湘桂黔边境跋山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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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中国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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