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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行散记


□ 高洪波


“曾为十载滇云客”是我一方闲章的印文,请一位精篆刻的朋友刻在一方青田石上,闲暇时拿来摩挲把玩,掌心中便有了一种云南意象。
我曾在云南宜良(旧属曲靖、今归昆明)一处叫做大荒田的军营里生活过十年,以大荒田军营为轴心,对云南的山山水水进行过辐射状的走访,譬如滇南的苦聪山,滇西的腾冲、陇川、芒市及景颇山寨,再譬如西双版纳的基诺山寨、瑞丽的傣家竹楼。走访这些地方时我的身份虽然是人民解放军的一位炮兵排长,可这只是具体的职务,事实上更多的时候我是以一位业余作者兼军旅诗人的面貌出现的,因此我除了军营战友之外,还多了许多地方上的文友与伙伴。我把云南看作自己的第二故乡,每次回到云南,都情不自禁地有一种回家的感觉,会下意识地将青年时期学会的云南话脱口而出,吃起米线来狼吞虎咽,大快朵颐,总之,“我与云南”是一个常说常新的迷人的话题。
不久前中国作家协会在云南召开六届五次主席团会议和六届四次全委会,借机重走云南,居然生出若干故事,且听我一一道来。
两本书的背后
在云南期间收到过许多本书,有会议上发的,还有朋友赠送的,这些书照例会打入行李中托运回北京慢慢消受,因为行色匆匆,大多是来不及释读和欣赏的——说来也巧,我偏偏仔细读了两本书,一本是 腾冲农民作家段培东的《松山大战》(云南人民出版社),一本是云南人民出版社社长兼散文家胡廷武的《九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读《松山大战》适在腾冲采风归来,在昆明仅一日停留,身体有小恙,卧在床上读完这本携自腾冲的书。一读便不能自已,为农民作家段培东投入书中的强烈的民族正气、对史实材料的详尽掌握以及对于日本军国主义的警觉和批判,“我有的是民族正气和无穷的愤怒”,段培东这样宣称。我“信仰我们的民族。因为她是不可战胜的”!段培东这样答复日本记者。《松山大战》是段培东描写抗战三部曲中的第二部,虽然写作条件艰苦,但这位年近70岁的农民作家不屈不挠,他为家乡和故土的劫难,为乡亲父辈的蒙尘,为不能忘却的纪念,也为了滇西光复而壮烈牺牲的上万英雄。
在段培东的笔下,再现了六十年前那场惨烈的激战,也描绘了日军的凶狠狡猾,更难忘的他笔下再现了战神洪行、儒将彭劢、指挥官宋希濂、抗战县长张问德等罕见的历史人物。《松山大战》让我见识了滇西抗战的悲壮,对曾一度被忽略乃至遗忘的历史,段培东这位我未曾谋面的同行做了忠实的注释,尤其读到他描述一些抗战老兵在“文革”中的命运时,那些老兵用与日寇肉搏的快乐回忆替代不公正的现实,居然如此豁达大度,这就是我们朴实的人民!
胡廷武是近年间崛起的一位散文家,他的作品大多发表在《十月》,每篇均有一个“听”字,听风听雨听蝉听戏听吆喝乃至听歌听鼾,可见廷武有一双好耳朵。此前我对廷武只是闻名,没料想一见如故,他送了一本新书《九听》给我,于是在从昆明飞北京的漫长旅途中,我充分领略到一个阅读者的快乐。廷武把自己的这些文章自诩为“平民的圣餐”,他写的是一些久远的沉淀在自己童年记忆中的人物,他用一种温馨去抚摸他们,去感知他们,这些普通的白马小镇上的乡亲,从大舅赵风枢、舅妈陈小玉,到养画眉的王栓,唱戏的上官月、卖豆腐的许富、音乐老师高悦秋、体育老师公羊德生、生产队长农民王泰阳,直到《听歌》中两位彝族青年歌手阿树和阿樱,胡廷武用极充沛的笔触去描绘他们的生命状态、音容笑貌、举手投足间闪现出边地小镇特有的纯朴,为我们勾勒出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小镇风情,廷武有浓郁的少年情怀,也更像一个诗情充盈一吐为快的豪客,山川烟雨,故乡峰峦,一入笔下便栩栩如生,回忆造就作家,信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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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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