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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纳·韦勒克的文学史观述评


□ 胡燕春

  摘要:雷纳·韦勒克是文学史研究领域的渊博学者。综观韦勒克的诸种著述,无论是对于文本的分析还是对于现象的把握,都充分体现出了其对于文学史的诸种理论与实践的透彻研究。他凭借对于文学史料的有力把握,以积极、开放与动态的历史意识、较为辩证与整合的史实观念对诸多文学史现象与理论予以了扬弃与修正,其文学史研究囊括了对于翻译史、文体演变史以及思潮嬗变史等诸多文学史撰著中的问题的阐释,为后世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研究空间与无尽的学术资源,从而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雷纳·韦勒克;文学史观;综述与评价
  中图分类号:I1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7)12-0165-06
  作者简介:胡燕春,黑龙江大学文学院讲师、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黑龙江哈尔滨150080)
  
  雷纳·韦勒克凭借其非凡的学识与才高知深的资质以及学者的敏锐既成为了驰名寰宇的文学批评大师,又是文学史研究领域的渊博学者,同时还是颇有建树的比较文学专家。综观韦勒克的著述,从早期写就的《文学史的观念》、其后的《文学史上进化的概念》乃至晚年的重要论文《文学史的衰落》。以及其他散见的论述,都体现出了其对于文学史的诸种理论与实践的透彻研究。具体而言,他的著述凭借对于文学史料的有力把握,以积极、开放与动态的历史意识、较为辩证与整合的史实观念对诸多文学史现象与理论予以了扬弃与修正,其文学史研究囊括了对于翻译史、文体演变史以及思潮嬗变史等诸多文学史撰著中的问题的阐释。就韦勒克所追求的文学史境界而言,他反对仅仅限于文学话语系统内部的传统与秩序,而回避向社会、历史与文化系统的扩展与延伸。鉴于此,以下将论述他对诸种文学史观念所进行的梳理与阐释。
  
  一、文学史的他律论模式
  
  文学史研究的他律论模式主张文学的发展是由非文学的文化、社会与心理等外部因素所决定的。就韦勒克之于该种模式所进行的相关研究而言,一方面,他承认文学史、思想史与文化史之间具有极为密切的关联性,而另一方面,他还对他律论研究模式之中将上述诸种因素混同视之的倾向予以了纠偏正误的阐述。由此,以下将选取若干个案予以具体分析。
  首先,尽管韦勒克从未否认每个特定时代都有其特定的“时代精神”,任何人都无法超越自己的时代,但是,他曾经在其《英国文学史的兴起》、《文学理论》以及《近代文学批评史》等著述之中对于相关观念进行了反思,并且对其在文学理论研究中应用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可以说,对于那种将“时代精神”绝对化的研究倾向的批判是其研究之中一个具有贯通性的理论命题。例如:他曾选取德国的浪漫主义“精神史”研究等个案对此种批评方法提出质疑,揭示了其在观念与研究路径等层面所存在的谬误之处,进而表明:“当‘时代精神’变为一种神话式的整体,或被予以绝对化,而并非意指含混未定、难以理解的问题时,以此来解释文学的变迁就明显地暴露出其弊端。”
  其次,就文学史、文学批评史与思想史的关系而言,韦勒克承认,“我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运用了目前称之为‘思想史’的方法,通过诸种不同的文本,对核心观念或艾·奥·洛夫乔伊所谓的‘单元思想’予以探本寻源的分析”。例如:他曾在其《文学史上的古典主义的概念》一文之中赞赏文体学家与词源学家列奥·施皮策的论文《世界和谐的古典主义思想与基督教思想》与《环境与气氛》所进行的将思想史与词汇史结合起来予以考察的努力。然而,与此同时,他也意识到,“纯粹的‘思想史’方法无力促进我们对于一些理论家个体的一些结构松散甚或自相矛盾的学说体系有任何概括性的了解,也不能协助我们去认识大批评家的个性、独特的态度及其感受力”。在他看来,文学史与思想史之间是存在着诸多差异之处的,思想史研究法只是研究一般思想史的一种特定方法,因此,那种仅仅将文学作为一种思想史的记录与图解的研究方式实际上是尤为不妥的。基于上述观念,在其所从事的文学史以及批评史研究之中,韦勒克对于思想史的介入范围与程度进行了较为严格的限定。
  再者,对于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史以及社会史研究的关联性问题来说,韦勒克所进行的相关阐述可以说是较为辩证的。例如《近代文学批评史》首卷指出:古典主义时期的英国学者威廉·坦普尔认为多变的英国气候与该国人古怪的幽默气质有关,其相关学说是用气候条件来解释文学的最早例证之一。此外,该卷还阐述了罗斯主教的《关于希伯莱圣诗的演讲》根据周围自然景物的影响对于希伯莱诗歌的特质所进行的说明以及罗伯特·伍德的《论荷马的独创性天才与文本》通过对于特洛伊城遗址的研究而得出的荷马是自然模仿者等推论。在韦勒克看来,上述学者的相关论断不免有过于简单化之嫌。其后。《近代文学批评史》第四卷对于伊波利特·泰纳的《英国文学史》予以了探讨。韦勒克认为泰纳的确悉心阅读与研究了一些史学家,如奥古斯坦·蒂埃里、米什莱、勒南以及并鲁德等有关英、法、德等国历史中的种族因素的分析资料。基于此,韦勒克通过梳理泰纳的诸种观点指出:“与通常将泰纳简单化为一种伪科学家的观点相反,他代表了处于19世纪十字路口的极复杂、极矛盾的心灵:他结合了黑格尔主义与自然的心理学,结合了一种历史意识与一种理想的古典主义,一种个体意识与一种普遍的决定论,一种对暴力的崇拜与一种强烈的道德与理性意识。”可以说,韦勒克的上述论断较为准确地揭示了泰纳的文学观念之中所蕴涵的诸种外在因素,诸如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兰克的实证主义史学、理性主义的历史哲学以及进化论等等。与此同时,韦勒克还较为客观地对泰纳的文学观念予以了评价。在他看来,泰纳的相关成就仅仅是一种建立文学社会学的尝试,并未能提供科学与系统的文学社会学体系;此外,泰纳满足于显示文学得以产生的形形色色的外界情况,而根本未曾条分缕析各种成分的确切关联性或依存程度。因而,韦勒克认为应当只将泰纳看成是涉猎浅薄的印象型的先驱者。此外。他还以泰纳对于环境因素的有关论述为例,指出:泰纳不仅惯于谈论英国气候的阴晴无常,多雨、浓雾、寒冷、泥泞与海上风暴及其所产生的压抑性的影响,而且还时常地将之与风和日丽的南欧加以对照。然而,实际上,泰纳从未对自己的气候影响论的准确程度与适用范围产生过质疑,也未曾思考过人类在何种程度上可以从气候影响中解脱出来。基于上述分析,韦勒克对于泰纳的文学研究体系予以了总体评价,从而表明“泰纳的整个方法极度轻视艺术的事实与价值,因为就他而言,艺术变成了只是生活的一个片段。艺术的本质一一形式与特殊想象的角度——被忽视了”。再者,《近代文学批评史》第四卷之中还对勃兰兑斯的社会心理分析法予以了论述。针对勃兰兑斯有关圣·伯夫在文本里看到了作家,在书页背后发现了人等阐释,韦勒克敏锐地洞见到:实际上,勃兰兑斯同时向两个方向发展,在采用他批评过的泰纳的历史方法的同时,发展了自己对于肖像与个体心理学的研究。在韦勒克看来,勃兰兑斯将其理论模式命名为“心理性”的,从而把“心理”构想成为“民族心理”,并且始终将文学视为全民的表现与生活的组成部分,这本来是无可厚非的,然而,他的图式实际上仍然属于陈旧的历史主义的范畴,即:不仅将历史视为思想史。而且将其看作是民族精神或民众精神的体现。总体而言,韦勒克不但对于文学史的他律论模式进行了透彻的论述,而且还在明辨的基础上予以了纠偏正误的悉心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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