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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与希望


□ 钱中文

  《文艺研究》已经三十周岁了,它创刊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之后,它与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同步,它见证了我国文艺研究大发展的三十年。
  《文艺研究》所涉及的方面,就像它的主管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一样,包括了文学艺术的各个领域,这是我国文化界的一个十分独特的刊物,可以说没有别的刊物可以替代。刊物发表的文章,既涉及文学、美学、音乐、绘画、雕塑,也有关于电影、戏曲、书法方面的专业性著述,真是名副其实的“文艺研究”。正因为如此,《文艺研究》从它创刊时候起,就吸引了不少作家与各个艺术领域的专家学者的参与,那时我们就不断读到不少著名的新老作家艺术家和专家学者的高质量文章。其中特别是一些久已辍笔的老一代的美学家、文学理论家,如宗白华、朱光潜、钟敬文、王朝闻、蔡仪、黄药眠、陈涌、张庚、郭汉城、伍蠡甫、王元化、唐弢、钱谷融等,他们纷纷在《文艺研究》上发表新作,读着他们的文章,使人有久别之后重逢的亲切感。还有我国文艺界的巨擘郭沫若、茅盾、丁玲、冰心、艾青、刘开渠、吕骥等,也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面对这样的强大阵容,虽在春寒料峭之中,但我已经感到春天是会来临的。发表年长作家、学者观点不同的论著,不仅体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局面,而且也是《文艺研究》的一个好传统,可以说这是刊物对学术的一种爱护与尊重,是一种具有远见卓识的抢救学术财富的战略性措施,后来还刊有季羡林教授的自传性长文,年轻的学者可以从中得到不少启发。
  《文艺研究》刊发的各种论文,学术含量厚重,其中文学理论、美学占有很大的比重。我们这一代人,可以说是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三十年里文艺实践的直接参与者,《文艺研究》三十年的经历,实际上也就是我们在文学理论、美学方面不断探索的经历。在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思想方针的指导下,《文艺研究》一开始就对所谓“文艺黑线专政论”进行了批判,同时提出了多年来阻碍文艺发展的不少重要问题,其中特别是文艺和政治的关系问题,人性与阶级性和人道主义的问题。十分有意思的,这几个大问题都是几位老学者提出而展开了大讨论的。对于文艺工具论、文艺从属政治等提法,1979年就有专文进行质疑、批评。在反思的基础上,终于促成了1980年自上而下地对文学地位的重新阐释:文学要为人民服务,要为社会主义服务,今后不再提文艺从属政治,这自然并不是说文艺与政治无关。文艺从从属于政治的地位解放出来,使其获得了相对的独立性,并在独立中获得了自己的身份,这个身份对文艺本身来说意义重大,对于文艺工作者来说,真有一种解放之感。《文艺研究》关于人性、阶级性、人道主义、人情味等问题的提出,具有首发意义,使得这场讨论和文艺与政治关系一样,在全国刊物上持续了好些年。人性、人道主义与文学关系的大讨论,密切了文学与人的关系,使文学获得了自身的灵魂。文学如果不通人性、没有人情,没有一种对于人的生存境况的人文关怀及其命运的叩问,它何以成为文学?文学的身份与灵魂两个大问题,我都参与过讨论,有所收获,但也存在旧有影响。现今文学评论中,对于一些作品里的恶俗描写用“他也是人”的借口给以抵挡,这就把批评的价值准则完全解构了。另一件使人不能忘怀的事是,《文艺研究》创刊号就刊载了介绍西方现代派文学象征主义、意识流、荒诞派的文章。这对于当时久久隔膜的我国读者来说完全是件新鲜的事,对我来说也是如此,而且我也是接受的。但是后来读到外国的一些现代派作家和我国的浅薄的介绍把现代派说得妙不可言的文章,一味贬抑现实主义,宣扬现实主义是僵死的反映,并要用现代主义来取代现实主义文学时,就引起了我的内心的怀疑,而不得不来研究它们的各自特征。这时文学理论方面,《文艺研究》还发动了关于形象思维、革命现实主义、文学是人学、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灵感问题、艺术美、诗歌形式的民族化的讨论,此外还有其他不少理论问题。我也加入了一些问题的探讨。可以说《文艺研究》一开始就站到学术发展的前沿,显示了我国文艺研究的雄厚力量。它在理论上的多样化,它的配有中西绘画和雕塑图片的独特设计,更显出它的艺术面貌的丰富多彩。
  随后是文学理论的方法论、文学观念热,这是被上世纪80年代初一系列的文学理论的讨论所积累的经验所准备好了的。这一段时候,有不少学者在思考文学本质的问题,都希望在文学观念方面有所更新,以适应文学实践的需要,从而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文学观念。70年代末,就有关于艺术生产问题的讨论,后有认识论文学观的坚持,有作家关于“纯文学”观的倡导,有在韦勒克等人提出的文学的内在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文学语言、修辞、形式而后转向审美论或审美主义的文学观,有文学象征论、主体论文学观,有在文艺心理学、精神分析理论的基础上来规范文学观念的尝试,有用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来阐释文学本质的思考。多年的文学理论的参与活动与对于上述种种文学观念的思考与反复衡量,促使我与其他学者一起提出了审美反映论,同时形成了审美意识形态文学观念论,并以马恩提出的历史的回溯方法,历史地探讨了我提出的文学观念的源起。需要感谢的是《文艺研究》很快地刊载了我的这些论文,因为那时有的刊物大概认为我“左”,拒发我自认为用力最勤的论述审美反映的长文,后来我对这些论文稍加整理,作为核心思想,写入了我的《文学原理——发展论》。而“左派”则认为我“右”,形势一变就对我同其他学者一起提出的审美反映、审美意识形态观念进行批判了。这种两难境地,反倒使我高兴,在学术上我就是要走“中间”道路,即在马克思主义的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实事求是的思想指导下,不左不右,以学理为重,吸取各家各派长处,为我所用,确立自己的学术领域与学术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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