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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评《四百年〈西游记〉学术史》


□ 齐森华

  竺洪波同志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小说教学和研究,学术上颇有建树。近年来,他深感中国古代文学、特别是古代小说研究中,浮躁学风盛行,低层次高密度重复现象则愈演愈烈。有鉴于此,他决心从学术史研究入手。这部《四百年〈西游记〉学术史》正是他的第一部学术史论著,并以此作为起点,拟逐步完成明代“四大奇书”的学术史研究。我以为洪波同志的这种学术构想是颇具识见的。
  
  在新的世纪里,古代小说的研究要真正走出低水平重复的怪圈,使我们的研究工作能有所突破,开展小说学术史研究,特别是大力加强近现代小说学术史的研究,或许是一条切实有效的途径。学术史的研究是以前人的研究为对象,可以说是研究之研究。其基本方式,既是一种学术的淘汰,又是一种学术的积累,它总是以不间断的“减法”来弃置那些陈旧的一般化的材料,保留那些有价值的应当传承的学术资源。而后人的研究工作,便是凭借着前人的这些学术资源来进行的,力求在前人已经构建的学术道路上再往前延伸一步。要是我们的研究工作一旦离开了前人的学术积累,突破就失去了方向,创新也就没有了基础。尽管时下的学术评论中,创新与突破已成为出现频率很高的两个词,但说实在的,有相当一部分成果是突而不破,似新实旧,往往它们的构架是新的,使用的名词也是新的,但基本观点与主要材料都是在前人论著中早已出现过的。这种现象的频频出现,你说是“暗与理合”也罢,是“学术的回归”也罢,是事物的“螺旋式发展”也罢,反正总是一种重复劳动,于学术的发展都是无助或是功效甚微的。如果我们有更多的同志来关注学术史的研究,都能认真摸一摸前辈学者留给我们的学术家底,那么我们就有可能更好地把握学术发展的脉络与走向,真正站在学术的前沿,使我们的研究工作的起点都有所提高,使自己所从事的研究能成为整个学术接力跑中的一棒,而不再是一切重起炉灶,更不会重跑前人已经跑过的路程。这样,学术工作中的低水平重复现象,自然就会有所减少。
  加强学术史的研究,对于确立良好的学术规范,纠正当前学术工作中的失范现象,也能起到正本清源、引导学术健康发展的积极作用。学术规范作为一种约定俗成的、为学术共同体认同的原则,有一整套属于技术性层面的研究程序与基本范式,也包含着道德性、守则性要求。其中虽无多少艰深的学问可言,但要切实做到也并非易事。我们与其为此讲许多道理,还不如切实加强学术史研究,提倡向学术前辈学习做起。因为前辈们的许多具有经典意义的论著,都积淀着他们的治学精神和方法,也渗透着时代的学术传统与规范,对我们来说,这是最可宝贵的财富。诚如陈寅恪先生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所说:“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辅前修之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未来以轨则也。”我们今天提倡学术史的研究,正是为了借“大师巨子”的业绩,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未来以轨则也。
  从事学术史的研究,特别是进行个案的学术史研究,对于有志于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年轻同志来说,更是提高自身研究素养的有效途径,也是进入学术殿堂的必不可少的入门阶梯。打开我们的学术史,特别是近现代学术史,我们不难看到前辈们的身上总有一种共同的、值得我们探讨和珍视的东西,时时启示着我们,激励着我们。比如他们那种既关注于学术研究,又能保持一种关心国家民族前途的人间情怀的人生态度;他们那种甘于清贫,甘于寂寞,不趋时、不媚俗的治学精神;他们那种学贯中西,淹博古今的知识结构;他们那种无证不立论、孤证不定论的治学原则;以及他们那种不囿成说、锐意创新的学术追求。所有这一切,无一不是通向治学最高境界的必备条件。对于每一位立志攀登学术高峰的年轻学者来说,学术史确是一部最具示范意义、也最具有感召力的生动教材。所以,我非常认同洪波同志的一段话:他撰写一部长跨四百年历程的《西游记》学术史,决不是任何个人的随意选择,“这是一个时代赋予的惠赐,也是历史的要求,对于一个身逢其时的《西游记》研究者,无非视其为学术使命,努力抓住其契机,顺应学界潮流,尽一份绵力而已。”
  洪波同志的《四百年〈西游记〉学术史》作为国内第一部《西游记》学术史专著,我以为有其鲜明的特色。在论文通讯评议和答辩过程中,曾因此得到过国内多位著名专家的高度肯定。这不仅对洪波同志是一种莫大的鼓励与鞭策,就我个人来说亦深受教益。只是限于篇幅,不能把专家们的意见一一详作介绍。下面仅就本书的特色谈一点个人初读书稿后的不很成熟的想法。
  
  开阔的多元视野
  
  我们的学术格局,长期以来受到旧的思想模式的束缚,每每只有主流,缺少支流与旁脉;强调对立,忽视交流与融合;学术视野显得比较单一化和绝对化。洪波同志的论著一个突出的长处,便是能成功运用多元互补的学术眼光,为四百年的《西游记》学术史勾勒出了多元并存、多元交流、多元融合的丰富而又生动的格局。文学研究本来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有所见。特别是《西游记》更是三教合一,九流驳杂,其思想文化内涵在明代“四大奇书”中尤其显得复杂,历代对《西游记》的解读也就各执一辞,难以一概。作者充分注意到了这种复杂性,所以对各个时期各种学术见解都能抱理解之同情,放在多元视野下,进行实事求是的评述,是其所当是,非其所当非。即以现代《西游记》研究为例,作者认为鲁迅与胡适自然是现代《西游记》研究的开创者,但如从学术史上进行还原探溯,那么现代《西游记》研究尚有更早的线索可寻:在梁启超、蒋瑞藻、黄人、钱静方、罗振玉、王国维等人的学术研究中已有关于《西游记》的内容,同样应给予必要的关注。作者又认为尽管鲁迅作为伟大的思想家与文学家,在思想倾向与历史地位上,都是胡适难以企及的。但论著并没有把鲁迅定于一尊,认为在《西游记》的研究中,鲁迅与胡适“同含异体,和而不同”,都是现代《西游记》研究的第一代拓荒者与奠基人,他们都为学术发展作出了各自的独特贡献。而且他们之间既有相互论争与辩难,又是互通信息、互相支持。作者还认为,在《西游记》的现代学术史上,如果说鲁迅和胡适为先躯,那么郑振铎、孙楷第便是殿军。但以往的研究中,因郑振铎较多地沿着鲁迅、胡适开拓的道路,继往而开来,为现代《西游记》研究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学界相对关注较多;而孙楷第则因与新文化存在较多隔膜,没有像鲁迅、胡适他们那样站在“五四”新思潮的前沿,因而在《西游记》学术史上,常常受到不应有的忽视。但本书作者却能独具只眼,认为孙楷第的《西游记》版本目录学研究,乃是“独树一帜,另辟异流”,与胡适、鲁迅以及郑振铎他们难分轩轾,各有千秋。正因为论著作者比较彻底地摒弃了一元化的思维模式,尽可能为读者展示多元并存、多元互补的学术生态,使学术史的描述更公正、更客观、也更符合历史的真实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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