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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文井的童话


□ 苏福忠

严文井的童话
苏福忠

我是1977年再分配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这里用个“再”字,是因为大学毕业后,先分到了国家版本图书馆,在那里呆了两年。这是政治环境左右分配的结果。
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可就是我的意愿了。版本图书馆是个小单位,相对来说,人民文学出版社是个大单位。我想,大单位领导看上去也会很大派的,因此第一次看见严文井先生,多少有点失望:头顶谢得很彻底,围绕歇顶的头发圈儿长得很旺盛但很规矩;团团的脸,几道纹路分割出一张很善意很温和的面孔。后来看见他不论言简意赅地主持会议,还是腋下夹着饭盆去食堂排队打饭,都是稳扎稳打不慌不忙的样子,又觉得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本该是他那个样子,至少如果你带着一个作者或者译者正好碰到他,你很乐意引见说:
“这是我们的社长严文井。”
我固然没有这样向别人引见严文井社长的机会,却不断从传言中听到了严文井身为社长,在出版社高级别的会议上说的一些很有见地的话。其中最著名的一句是:出版社这地方,搞好不容易,搞坏也不容易。许多人,尤其还算头头脑脑的人,提到这句话时有的笑笑,有的摇头,有的索性就是一副不屑的样子:身为一社之长怎么能讲这种话?不过,“这种话”到底是什么话,我倒认为十之有九未必听懂了。它是真话,是实话,但是经验告诉我们,在我们经过了长期的洗脑之后,越是真话和实话,越少有人能听得懂;好比严文井是社长,更是一个知名的童话作家,他的童话孩子们读得懂,大人未必读得懂,因为童话和真话是相通的,好比皇帝的新衣。
最近在《当代》杂志上看到孟伟哉先生的《记忆严文井》,有这样一段话:“社里有二十来名工农兵学员,难适应工作要求。文井社长不是草草采取推出去的态度,而是予以脱产培训。这自然不是他一个人的决定,但如果他对这些青年人不理解、不爱护,培训决定恐也未必能形成。”我参加了这个学习班,没想到因此距离严文井先生更近了一些。
开学仪式上,严文井先生讲了话,联系自己的文字生涯,劝我们勤动手写点东西,这是提高中文水平的一个更快捷的方法。他毫无保留地讲述了自己写作的经历,说很重要的方法之一是不厌其烦地修改自己的习作;还说最好是写成之后放在一边,过一段时间再读之,看看哪些满意,哪些变得不满意了,然后进行必要的修改,该留的留,该删的删,直到稿子令自己满意;一篇稿子首先要让自己满意,才能期待别人满意,等等。
我现在如果能写点东西,仍然遵循严文井先生的这个秘诀。
还是因为参加这个学习班,我有机会亲自聆听他给我讲解过我的一篇习作。那篇习作早不知去向,但是那篇习作的名字我记得很清楚:《在藏版本的地方》。文章的大概意思是,版本图书馆本来是藏版本图书的,却收藏了许多出版业的老作家、老翻译和老编辑,而造成这种局面是因为极“左”思潮,把许多有“历史问题和现行问题”的行家赶出了出版社,让他们像一本书一样找地方藏身。我记得严文井说这事儿有点新鲜,问我谁都在那个藏版本的地方呆过。我说中央直属各出版社都有人,还列举了一大串名字。显然许多人他都熟悉,听我说过叹了口气,想说什么又忍住了。不过他很快和我提起他的原配夫人也是那里的职员,并说出了他夫人李叔华的名字。这下我听了大吃一惊,因为我在那里呆了两年,一直使用着一个小马扎,上边用毛笔写着那个名字,字还写得很漂亮。我说出这点巧合,他听了笑了,说看来人还是留下点东西好,是个念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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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山西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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