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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中心化”的“中心化”


□ 韩东育

  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日本曾两度侵略中国。关于日本何以从中国文化的崇拜者和模仿者,转而变成中国文化的质疑者、否定者乃至中国国家的打击者等问题,迄今的研究已做过许多有益的探索,有的成果亦不乏真知灼见。但是,由于研究者多将目光收束于明治以来的几十年巨变,也多将中日两国国际地位的逆转归因于近代化迟速等外力裁断,因此,日本自身发育谱系的长时段演变特征和中日两国间的前近代消长轨迹,反而被人为虚化成学术检讨的盲区。而本书的观察视角之所以无意构成对先行研究的否定,是因为今天,也只有今天,才为研究者提供了非情绪化思索的现实可能性。这意味着,新一轮的研究可能不太忌讳其研究结论是否会与人们的日本常识有所差别,甚至也不太介意这种新观察能否给以往的日本研究者带来刺激和不快。有时候,某种貌似大胆的学术行为,反而出于研究者的谨慎和小心:他担心,一个新的想象和武断会继续掩蔽无权掩蔽的历史原貌和中日往昔纠葛的非直观性与复杂性。从“脱儒”到“脱亚”,大概就属于这类非直观性和复杂性的思考。
  从学术思想的差异点切入中日历史的演变过程,无疑是本书的一个特别处。由于该特别处措置于“学术乃国之利器”的基点上,因此,以朱子学的日本命运问题作为本书的开宗明义,便成为笔者的自觉选择。近世日本,特别是德川幕府时代(一六○三——一八六七),日本社会经历了接受、怀疑、批判和否定朱子学的过程。朱子学东传日本后,先后被卷入“神儒习合”、“神儒分离”和“神道自立”等思想旋涡中。其被利用、被排挤和被摒弃的角色变换轨迹,凸显了江户日本学界的“道统”自立愿望和“去中心化”焦虑。该过程,还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甚至规定了近代以来日本学者的朱子学解读。了解这一脉络,对于准确把握朱子学的日本命运,抓取历史表象背后的本质属性,具有特别意义。这个意义,显示了与中国学界的日本常识刚好相反的事实,即日本早期近代化的过程,是一个反朱子学意义上的“脱儒”过程。在接下来的叙事中人们会注意到,朱子学几乎在被日本“京学派”树立起来的同时,即招来了许多学者的怀疑和批判。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怀疑和批判还日趋猛烈,结果是朱子学在日本学界的日渐式微和“古学派”、“国学派”乃至“启蒙学派”的先后崛起。中国朱子学体现了一种“终极关怀”式的思考,形成于准静态的中世文明中,唯此,不要说在崇尚功利的近现代,即便在一般意义上的“发展论”面前,其内外混一、天人不分的“连续性思维”,也会因超大叙事和脱离实际的特性而引致批判和排击。陈亮、叶适、戴震等中国思想家的言说证明了这一点;而日本思想界的朱子学反思,还在早期“近代化”的意义上被赋予了某种正面价值。同时,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自决曾作为十九至二十世纪通行世界的“公理”,在人类历史上亦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但是,对摆脱“中世纪普遍权威束缚”行为的过分醉心和无限膨胀的自我优越感,一方面容易使人对“独立国”政治可能发生的另一极“突进”事件丧失批判能力,同时,也经常使充满正义感的抵制行为变得无关痛痒。明治维新的荣光和帝国主义的罪恶,泰半可以从这一循环上获得更进一步的认识。这个认识是:“实务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有机结合和相互促进,展现了以上全部变化的深层逻辑。
  然而,上述思想上的变化,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于中日间大环境的改变。本研究的第二大部分,便主要用于探讨这一东亚各类矛盾同时登场的重要历史背景。十七世纪中叶的明清交替事件,曾经给东亚地区带来过十分巨大的影响,以至于后来两百年间东亚格局中的思想、政治、外交、军事等诸般变化,几乎都与之有着或深或浅或明或暗的关联。问题是,“明清鼎革”事件,在中国与东亚诸国之间造成了“事实”与“夸张”的反应反差。这种信息“非对称”局面的形成,有德川幕府的政治利益需求在起作用,也与晚明对日“乞师”者的夸张性宣传及其相应行为密不可分。在“华夷变态”舆论的彼此呼应中,日式“华夷秩序”开始并展开了颠覆中式“华夷秩序”的全过程。它解释了何以明清交替之际东亚政治风云会如此波诡云谲,以及近代以来的东亚格局变动并非全部导源于欧洲国际关系理念的深层原因。同时,通过对“华夷”理念的再审视,也有助于人们对这一给东亚地区带来过文明,却也播撒下“自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种子的思考模式进行反思和再认识。以自身族属的标准来判断他者族属、自身族属在所有方面或若干方面均拥有优于他者族属的信念、对他者族属的无知、对他者族属关心的欠缺以及对他者族属的敌意等“自民族中心主义”的五大特征,符验了截至十八世纪中叶前的东亚区域民族关系特征。中国历史上的“华夷秩序”或“朝贡体系”,几乎在其发轫伊始,就染上了“自民族中心主义”的早期性格(在夏为姒姓,在商为子姓,在周为姬姓)。这种性格,固有能帮助它依靠核心氏族完成疆域拓展、建立由近及远的联盟式统治秩序的优长,但同时,也给被纳入到这一秩序中来的异姓氏族或边地的“夷蛮戎狄”带去了文明道德上的“劣等感”,且反讽地提供了仿造“自民族中心主义”的“模板”。由于民族间“正统性”的获取常常伴随着争夺,而争夺者之间又难免会发生“对他者族属的敌意”,因此,“华夷秩序”既是促进东亚共同或相近价值体系的形成、实现文明播化这一伟大目标之必经程序,同时,也为秩序所及的时间和空间布设了一个培育异己力量的理念框架。在这一框架中,除非没有能力,只要条件具备,异族政权就一定要尝试一次或数次“入主中原”的行动,似乎只有这样,它们才获得了这个“正统性”或曰“中心性”,也将因此而不再或少一些受到它入主中原前必然会受到的文明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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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9年第0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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