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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美国学者眼中的西方经典


□ 李 杜

  在我的读书生涯中,《西方正典》是阅读时间最长的一部。从2005年秋至今,断断续续,反反复复,历时竟三年多。这或者也正应验了本书作者哈罗德·布鲁姆所言一一“经由阅读而面对伟大,是一种私密而费时的过程”吧。
  跟我等中国读者一样,布鲁姆的读书生涯也是从七八岁开始的。只不过我们读的是课本、红宝书,以及少得可怜且又不伦不类的小说;而人家却是从图书馆每每借出哈特·克莱恩、华莱士·斯蒂文斯、威廉·巴特勒·叶芝、威廉·布莱克,以及雪莱和济慈等人的书来——
  我本意不是去重现早年的记忆,那从八岁到十五岁之间的经历,当时我在布朗克斯图书馆麦尔罗斯分部获得了某种新生。说来难免带有感情色彩和怀旧思绪,因为回忆那七年之久的小读者经历要使我一下子倒退六十五年。在我将近七十二岁之时,我日益感到自己一生主要的成长经验始于七岁那年,当时我说服了我的两个姐姐带我去公共图书馆,实际上是每天都去。她们已到了可以领取图书证的年龄。我是家里的老小,一个小调皮,所以她们对我呵护有加,和我一起来回奔走,每人都夹着一堆书。
  我记得那里的书借期是两周,并可续借一次。我最喜爱的诗人有:哈特·克莱恩、华莱士·斯蒂文斯、威廉·巴特勒·叶芝、威廉·布莱克,以及雪莱和济慈等人,我焦虑地盼来四周后还书和借书的日子,那时我眼睛紧盯着书架上我喜爱的那些书,生怕别人在我再借一次之前把它们取走。我想,正是对这些名篇佳作的极端喜好才激起我对如今屏幕上的东西即电子书籍之类不屑一顾。我喜欢那些向往已久的书籍的纸张、外观、重量、手感、印刷,甚至是书页空白……
  七到十五岁,真的是人生中阅读的黄金时代。或者并不只是关乎阅读,中国有句古话,叫“三岁看小,七岁看老”,就是说,我们后来的人生,其实是在那时便确定的。这和布鲁姆所表达的显然也是一致的。可我们那时候是无“经典”可读,而到我们的子女时,却是应付各种考试,根本没有阅读“经典”的时间。
  惟此,我一直都在想,这种“阅读”的荒芜或缺席,肯定已经并仍将造成一系列无可挽救的损失,可我一直说不清究竟有哪些。反复阅读“正典”、并同布鲁姆本人的经历和修为比较,我终于可以这样说了:它已经造成了我们“认知和审美的经验”的极度浅薄,“心灵自我对话”的能力极度低下,“内在自我的成长”干瘪无力……
  我们曾长期强调“武装头脑”,而漠视“呵护心灵”;也曾以获取“批判的武器”进而“斗私批修”为目标,而摒弃人性以及真、善、美的对内在自我的滋养……而当下,我们学校教育只是以考试为目的,不少的中学生甚至不知道孔夫子字仲尼,更不用去考虑知不知道布鲁姆儿时就崇拜的那些西方作家了……
  或者正是由于自己儿时缺书,才使得平生对于书籍有着一种超乎一切的热爱,甚或贪婪。家中藏书不敢比前贤,却也可观。或者也仍是因儿时缺读,是以十多年来我一直有一个想法,编著一本类乎法国《理想藏书》那样的书。
  为什么是法国《理想藏书》?是因为当时还没有《西方正典》,它几乎是我唯一的喜欢。
  为什么十多年了仍未成编?是因为我先是认为自己所读甚少,读到《西方正典》后,则更认定,不独是读少,更主要的是,我没有布鲁姆那样的“崇高的勇气和惊人的学识”(《纽约时报书评》)。
  我非常欣赏《纽约时报书评》对《西方正典》的这十一个字的评价。当然还有理查德·波伊里尔的一句话:这部才华横溢的作品重新激活了西方经典的概念,并使那些最好地代表了这一概念的惊世之作再度进入我们的视野
  有必要先说说布鲁姆一
  哈罗德·布鲁姆:当代美国极富影响的文学理论家、批评家。1930年出生于纽约,先后就学于康奈尔大学和耶鲁大学,获博士学位。1955年起任教于耶鲁大学、纽约大学和哈佛大学;六十年代通过对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深入研究,动摇了T·s·艾略特的保守形式主义批评在美国学界的支配地位,七十年前期转向一般文学理论研究,与德·曼、哈特曼和米勒并称耶鲁四大批评家,以诗歌误解和影响的焦虑理论更新了对文学传统的认识。著有《雪莱的神话创造》(1959)、《想象的群体》(1961)、《叶芝》(1970)、《影响的焦虑:一种诗歌理论》(1973)、《误读之图》(1975)、《诗歌与压制》(1976)、《影响的诗学》(1988)、《西方正典》(1994)以及《天才:创造性心灵的一百位典范》(2002)等。
  ——以上的话,是“正典”的译者江宁康先生说的(稍有删改);以下的话,则是作者布鲁姆自己说的(原文摘录):
  也许你们已经知道,在二十世纪最后三分之一的时间里,我对自己专业领域内所发生的事一直持否定的看法。因为在现今世界上的大学里文学教学已被政治化了:我们不再有大学,只有政治正确的庙堂。文学批评如今已被“文化批评”所取代:这是一种由伪马克思主义、伪女性主义以及各种法国/海德格尔式的时髦东西所组成的奇观。西方经典已被各种诸如此类的十字军运动所代替,如后殖民主义、多元文化主义、族裔研究,以及各种关于性倾向的奇谈怪论。如果我是出生在1970年而不是1930年的话,我就不会以文学批评家和大学老师为职业,就算我有十二倍的天赋也不会作此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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