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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二八”到“八·一三”蒋介石“以战求和”抗战策略的转变


□ 薛念文

  摘要:上海是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中心,蒋介石对其重视程度是不言而喻的。从1932年的“一·二八”抗战到1937年的“八·一三”抗战,蒋介石基本是执行了“以战求和”的策略,但是仔细考察这一策略的前后,可以发现他两次“以战求和”的程度有所不同,1932年他对日策略消极成分更大;1937年蒋介石感觉到已经无路可退了,在仓皇中决心应战,虽然其策略依然是被动的,但已有积极的改变。
  关键词:“一·二八”;“八·一三”;蒋介石;抗战策略
  中图分类号:K264.31;K26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8)10-0179-09
  
  作者简介:薛念文,同济大学法政学院副教授 (上海200439)
  关于蒋介石抗战策略的研究,学术界有一定的成果,如黄仁宇借助蒋介石的讲话稿和各种渠道公开的日记,对蒋介石的抗战策略进行过探讨,他认为“自九·一八,事变至卢沟桥抗战开始的五年九个月时间是他一生对祖国最有贡献的一段时间,其贡献的方式不是战胜取攻,而是忍辱负重”。这种评价是否公允,还有待商量,而其对上海抗战的论述过于简单则是一个遗憾。谢树坤、陈瑾注意到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蒋介石抗战态度由妥协转向强硬,但是对他这一态度转变的过程,缺乏详细的资料补充说明。对蒋介石抗战策略的转变,杨天石有过较为客观的分析,他认为在“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对日采取了妥协退让的政策,是因为他的兴奋中心在剿共,而对日本的军事实力估计过高也是一个辅助因素,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中的勾践故事及老子思想的某些影响,则是重要的心理动因,他强调蒋介石的对日态度,“是一种政策,也是一种谋略”。但遗憾的是,他对两次上海抗战的评述也流于简单。美国学者科博文努力勾勒了,1932年上海抗战中,蒋介石在各种矛盾中左顾右盼,试图在国内矛盾与日本侵略势力之间找出一个平衡点的画面,这使读者看到在战争决策中蒋介石的犹豫与彷徨。但他没有提及1937年8月的上海抗战,也无法对两次上海抗战中蒋介石的抗战策略进行比较研究,国外其他的研究也因为资料的限制无法深入开展。
  研究蒋介石上海抗战策略的转变,对了解他整个对日策略有重要意义。以往学者对蒋介石E海抗战策略的转变关注不够,即使有涉及到的,也因为资料的贫乏显得苍白,系统阐述蒋介石上海抗战策略的转变,需要借助日记等直观材料,2007年蒋介石日记全文(1932-1945)的开放,对于此领域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一手资料,本文以新近公布的斯坦福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为主。综合其他相关文献,考察他从1932年1月28日到1937年8月13日上海抗战策略的变化,希望能以此文求教于学术界。
  上海是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中心,是南京国民政府的对外窗口。1932年1月28日,日军突袭上海时蒋介石尚未正式恢复公职,面对风起云涌的军民抗战,蒋介石通过电报做了一个积极表示,“沪案发生对渠要求且已茹痛接受,而倭寇仍悍然相逼,一再向我上海防军突击,……国亡即在眼前,凡有血气,宁能再忍”!事变发生后蒋介石被任命为军事委员,3月18日又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就职后他必须面对抗战这个现实,“蒋介石对这次突发事件的最初反应是保证政府的安全”,决定立即迁都洛阳。蒋认为固守南京情况不妙,相反如果迁都洛阳,能够争取主动,“余决心迁移政府于洛阳与之决战,将来迁移结果不良时,必归罪于余一人,然两害相权较其轻,否则随时受其威胁,必作城下之监也,林汪皆赞同余之决心”。他曾打算将全国划分为四个战区,集结兵力与日军对抗,但这些设想并没有付诸实施。
  对上海日军的进攻,蒋介石认为如果不做任何抵抗,上海有沦为“东北第二”的危险,而如果听任日军围歼抗战最为坚决的十九路军的话,“他无法承受完全丢弃中国守军的政治代价”。因此,必须做些抵抗。为支持十九路军的抗战行动,他派八十七师及八十八师的3个团组成第五军调往上海,由张治中任军长,作为他“以战求和”计划的一部分,“决定警军全部加入,如倭军无和平诚意不肯退让,则与之决战,以此意转告外交当局,令其自动决定方针可也”。不久,蒋介石在浦镇召见何应钦,令其电示蒋光鼐:“避免再战为主”,争取在“双方各自撤退至相当地点,,的条件下立即停战,“从速进入外交途径”。2月22日第五军在宝山战役中取得胜利,受到了国内外舆论的赞赏,26日蒋介石发电给张治中表示慰问,“自经22日庙行镇一役,我国军声誉在国际上顿增10倍”。
  但是,蒋介石不想扩大战事。2月20日吴稚晖受张静江委托,到南京见蒋介石,声称十九路军既然已经鲁莽作战,索性背水一战,抗战到底,“今日之局,有如背水为阵,惟有前进,退无余地者也。既已无端而为义和团,大家止(只)有从井救人,盲目而共为义和团”。但是蒋介石拒绝了,他打算在适当时机向日军求和,因为“终日思虑对日无良法,战则无可战条件,和亦国人所反对,如不战不和,则国家与人民被害日重一日,此时无人敢主张言和,而一味要我战,……惟有待亡而已”。他决定与汪精卫合作推行“以战求和”战略,这在与汪精卫等人的谈话中表述的很清楚,“精卫、敬之、真如等来谈,余仍欲以原定方针决战,胜利后亦即退后,以交涉途径进行,以先示弱与和平之意,而准备仍以抵抗到底也”。这充满矛盾的表述,显示他的备战和决战都是为求和而准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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